电影，是一条大河

电影，如同一条大河，奔腾不息。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都是看着电影长大的。数不清的黑白老电影、风靡一时的《大众电影》杂志、精彩的中外译制片原声录音剪辑、泛黄的电影连环画……这些东西，曾经与我们如影随形，承载了多少童年记忆。电影讲述的家国、日月和山河，不知不觉形塑了这一代人的人格、气质和情感。

电影于我，如同故乡，同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75年的夏天，在青海天峻县的草原，部队为唱样板戏搭建临时舞台，露天放映了《闪闪的红星》，这是我记忆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片子几乎包含了小朋友喜爱的所有元素：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栩栩如生、画面色彩明亮，还有精彩的“斗地主”主题。看完电影，父亲用修地窖的木头边角料为我做了一杆红樱枪，母亲教我学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一拿起枪，唱着歌，立刻精神抖擞，觉得自己就是潘冬子。

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上海念小学，家住淮海中路武康大楼下的1950弄。早上去菜场买菜，常能看到孙道临、黄宗英等电影明星；放学后，常去武康路看达式常和梁波罗，那里有上海电影制作厂的演员剧团；还会路过高安路的建安公寓，上官云珠曾那里一跃而下，香消玉殒；当时，幽静的西区到处住着电影人，年长一点的邻居告诉我们，夏天纳凉，弄堂口走过的还有赵丹、白杨和冯喆等，在这里遇到大明星，一点也不稀奇。也是在这条弄堂里，挤在12英寸电视机前，儿时的我看了这一辈子最多的黑白老电影，一遍遍重温《南征北战》、《马路天使》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中学时代，我对电影的认识渐趋理性。在番禺二中，我加入了学校的影评小组，开始学着用文字评说电影。在《小花》中感悟“意识流”技法，在《城南旧事》中体味“散文化”叙事结构，在《庐山恋》中观察对位式表演，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寻觅海派现实主义，在《少林寺》中见识武打类型电影……80年代的中国电影像喷薄而出的朝阳，像山间奔涌的溪流，电影是文化启蒙的第一缕光，映照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也正是那个时期，我们接触了以《流浪者》、《大篷车》为代表的印度电影，领略到南亚次大陆的异域风情；认识了以《人证》、《追捕》和山口百惠系列为代表的日本电影，触碰到来自东瀛的影星热度；重温了《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王子复仇记》为代表的欧美名篇，聆听到上海电影译制厂“黄金一代”的大音绝响，电影为我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最难忘的当数大学岁月。上世纪90年代初，复旦校园社团多彩、热烈而奔放，中文系作为文科系首，素是学生社团的活力之源。由于主持复旦影视协会的机缘，我能以更专业的角度，观察和欣赏中外电影。3108教室的电影文化讲座、相辉堂的新片首映式、电化教室的专题录像周、学生社团的油印小报……通过这些媒介，我广泛接触了从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新电影到中国台湾乡土电影等多种流派，更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涉猎了大量奥斯卡获奖电影和中国香港商业片。宿舍熄灯后，从巴赞、杨德昌聊到小津安二郎，都是我们夜谈的“热门话题”，不知共度多少不眠之夜；在电化教室，不知看坏了多少盘录像带。至今，我仍记得1991年的深秋电视剧《围城》在复旦首映引发的轰动，连映三天，同学们差点把文科大楼电化教室的门挤破。映前，黄蜀芹导演把十盘录像带交给我，我脱下外套，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从漕溪路一直骑到邯郸路。彼时国内影视界有个好传统，导演们拍完新片，往往会把作品拿到大学校园试映，听取大学生的意见。在相辉堂，影视协会先后组织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白沉导演的《落山风》、滕文骥导演的《黄河谣》和李歇浦导演的《开天辟地》等影片的首映，请谢晋导演来给大家讲斯皮尔伯格及其作品，还自办了复旦校友的电影展映，出版了校园影评学术刊物《燕园影谭》。

大学毕业，我的论文方向选定了电影。因电影之缘，我被论文指导老师周斌推荐到电影人汇聚的《文汇报》，成为一名记者。在那里认识了梅朵、徐春发、汪澜等一批我十分敬重的前辈，更有幸和报业集团的许多优秀青年才俊共事。在十三年的媒体生涯中，我深受这张人文大报的浸润，饱吸儒雅、思辨和忧患之传统，辗转国内部、文艺部和政法部等多个部门，跑遍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饱览了国内几乎所有的戏剧曲种，视野从电影拓展到文旅产业，笔触从新闻通讯延伸到调查评论，主题从人文深入社会经济，唯独不曾改变的是一颗赤子心。用它，不仅看电影，也看世界。（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