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朵云轩印《延安颂》

1960年，我从上海出版学校的木刻水印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当时我们单位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版水印室，后来才成立朵云轩书画社，朵云轩和人美社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常有人员相互调动。我们全班一共是26位初中同学被分配到木版水印室，我被安排到水印间工作。

木版水印室分四个部门：勾描间、刻版间、水印间、装裱间，这四个部门的工作环环相扣。领导主要在木版水印写意画方面培养我们的水印能力。当时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笔画技术是全国一流的，写意画水平则稍逊色。由于北京荣宝斋盛名在外，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部是新组建的，我们一直希望在木版水印写意画上的水平能够赶超他们。在我做木版水印工作的一生中，我也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写意画这一块上，尤其是其中的大件作品。

我最满意的水印代表作品是《延安颂》。

钱松喦的《延安颂》作于1965年春，图绘苍松簇拥着的巍巍宝塔山，朝阳给宝塔和层层远山染上了曙色。山下延河蜿蜒流淌，田野一片新绿，林立的烟囱、喧腾的厂区、现代的汽车和传统的骡车，各自忙碌着，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幅画的画芯尺寸是142×226厘米，尺幅非常大，当时选用丈二匹宣纸，用特大号印案垫高印制，套印难度非常大。

木版水印《延安颂》有200块左右的雕版，分成七组，每组20-30块，而要把这七组版子全部拼起来进行水印，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好好制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们印每一张画之前都要打样，《延安颂》的计划是打样15张，领导要求我出10张正品。当时我只有20岁出头，很年轻，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压力也相当大。平时如果我们打样20张，能够出来4-5张正品已经算不错了。我大概花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制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这个工作上，印出了12张正品，只有3张次品，非常不容易，领导也很满意。这12张作品中，我们挑选出最好的两张，一张赠送给原画的作者钱松嵒，另一张留做印样，供以后参考。印完之后，我将《延安颂》的原画归还作者，同时将那张样品赠给他，他看了十分满意，还表示这张作品几乎可以乱真。

后来正式开印25幅，当时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16周年，需要我们赶在国庆节前夕完成工作。这25幅作品中，画的右边一半基本上是我印的，后来由于时间紧迫，我和胡琴云、唐凌妹三人一起三班倒赶制。三人都是木版水印的高手，但由于每个人的风格不同，这25幅作品在组合上有一些小的差异，风格没有打样时候那么统一。这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木版水印作品，到今天还能保存完好的作品应该不多了。50多年过去，这200多块版子也找不到了。北京的荣宝斋、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浙江美术学院都没有做过这么大尺寸的木版水印。虽然木版水印是复制品，但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含量。

我们印样品，一开始会先用边角料的废纸试印一下，找找感觉，看看墨水的催化程度、在纸上的渗透能力，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等到心里有把握了，再进行具体操作。我们印齐白石的大虾，就像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活灵活现。逐渐地我们上海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写意画技术越来越成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有赶超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写意画的趋势。

我认为要做好木版水印，需得从小培养技术，要有工匠精神，不能急躁，必须花很长时间学习技法，这个过程是漫长而且枯燥的，从小开始学习的话，心态能够更稳定。希望朵云轩木板水印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李浩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