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市长与一大会址

　　1950年秋，陈毅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1950年首任上海市长陈毅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没有顾及庆祝党的诞辰。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1950年秋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我们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作为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军管会的沈之瑜。

　　沈之瑜是一个老上海，但要寻找30年前的会议地址，一时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上海市区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一大会议所在地的马路地名也已经一再变更。

　　上海市公安局提供了一个线索：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周幼海）是共产党员，当时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他说周佛海曾经撰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书里提到一大开会的地址。沈之瑜大喜过望，立即找到《往矣集》，书中果然有关于一大会址的记载：“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地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周之友（周幼海）还提供，他的母亲杨淑慧当年与周佛海一起到上海，曾经几次到会场送过信。

　　周佛海的《往矣集》明确一大会议“在贝勒路李汉俊家”，“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杨淑慧当时关在监狱里，公安局决定将她放出来寻找一大会址，将功赎罪。

从书籍中寻找一大会址的线索

　　杨淑慧回忆，当年她到会址去的时候，石库门房子马路对面是菜地，菜地上有一个吹玻璃的作坊。可是，当杨淑慧走在当年的贝勒路（解放后改为黄陂南路）上，2000多幢房子看得眼花缭乱。杨淑慧开始几天一无所获，后来定下心来，决定从她住过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开始寻找，因为当年她是从老渔阳里2号步行到会场的。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47号）很快就找到了。杨淑慧从老渔阳里2号出发，再次寻找，在贝勒路望志路一所“恒昌福面坊”停住脚步，觉得这里很像。经过询问，“恒昌福面坊”的房主叫董正昌。董正昌说，他租这所房子将近30年了，原来的房子主人称李先生，租了106、108号，李先生将两间房子打通了。

　　寻找一大会址的情况向陈毅汇报后，陈毅认为信息比较吻合，于是命将疑似会址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拍了许多照片，送到北京。毛泽东、董必武两人看了以后，交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看，李书城确认是他家住房。为慎重起见，中央请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李达到上海专门察看，得到李达认可。

　　陈毅让上海市委将106、108号买下并装修。1952年初，上海市委完成一大会址修缮工程。同年9月，完成内部布置，定名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对外开放。

　　1954年3月，一大代表包惠僧奉毛泽东命，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到上海，瞻仰一大会址。一大召开的时候，住在李公馆的有5个人：李汉俊和他的女儿、李书城夫人薛文淑，还有一个阿姨和一个厨师。薛文淑回到自己30年前的家，十分兴奋。包惠僧和薛文淑不仅进一步确认“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即当年一大会址，还回忆了当年李公馆布置的许多细节。一大会址的布展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了。（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