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祖先

　　生是丰盈的，死也并不虚无。你现在做一个好人，你未来就是一个好祖先。

　　我有个同事，有一个奇怪的爱好：收藏并研究报纸上的讣告。

　　我这个同事，收藏了半抽屉加黑框的剪报。当然，因为老婆的害怕且责骂，这堆东西被他转移了好几次。早些日子，他买了一本书，叫《我在火葬场工作这5年》，平时读过后，要用一个大信封装起来。我嘲笑他，这种读书方式，有点像在日本消费黄色杂志，买卖时都得用黑色封套包裹严实。

　　不过，等我借了这本书回家，读过之后扔在床头，也顿感气场不吉。你想啊，一进卧室就看到床上放着一本书，封面大大一行字：《我在火葬场工作这5年》。你还怎么睡得下去？所以，我不读它时，也是放在大信封里。

　　东亚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对死亡话题向来忌讳。近些年来，随着医疗科技的发达，人均寿命的大幅增长，对死亡话题的忌讳越来越严重。按哲学家陈嘉映的说法是：“当代人‘不会死’了，如果把死亡视为一种权利的话，这种权利正处在一个不断被剥夺的过程之中。”

　　我小时候在福建农村，家家户户客厅里，都放着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或者是等待制作的寿材。我姥姥是山东人，她在一群外孙面前，亲手缝制自己的寿衣，并解释其中用意。还有，当年即使在县城街头，也能经常看到葬仪。一群人沿路吹吹打打向前，亲友举着用被单、毛毯做成的挽幛，上书“驾鹤西去”“音容宛在”之类。这些场景，都相当于开放的死亡教育课。

　　文明社会的死亡，基本发生在医院，葬礼设在程式化的馆舍中。当代人对死亡的概念，往往更遥远或隔膜，印象偏于电影化戏剧化。即使是中老年人，不断收到永别的消息，也只是觉得它迫近而恐惧，不如早年那么从容。

　　有个朋友的太太，前些日子去世。她生前得了癌症。医生说，那种癌细胞极罕见，全世界的这类患者也就百人左右，中国大概也就六七个。动了手术之后，医生迟迟拿不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化疗是不起作用的，没有药物可以对付这种细胞。

　　只好回家。朋友太太说，就当闭关修行吧。她在家里跟女儿说，这个房子就当是妈妈住过的房子吧，我还要换个地方住而已，将来你也是要换地方的，也许我们还会见面。这些话，对女儿也算是一个死亡教育吧。

　　朋友说，太太在家里的那两个月里，从来没听到她的呻吟。太太说，也许我小时候家境好，生活太幸福了，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现在应该受点苦。对现在的痛苦，我抱着接纳的态度。日子将到之前，她告诉丈夫：“我大概还有三天时间。”到了第三天的凌晨，她用微弱的声音跟丈夫说，帮我翻一个身。几分钟后，就辞世而去了。

　　这位太太，真正实现了古人所言“寿终正寝”的原始意义。这是个例，在绝大多数现实下，不可能参照执行。但她在临终时，对人生温柔以待，对死亡体面接受的姿态，会长久地让人怀念。

　　法国作家布朗肖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每个人又都活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死者。”这话说得绝对正确，但太让人绝望。相较而言，我更喜欢木心的说法：“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

　　由此而言，生是丰盈的，死也并不是那么虚无的。

　　我年轻时曾很激进地想过，将来一旦死亡，横尸街头也没什么，躯壳而已（似乎是唯物主义）。后来生了大病，真到了要告别的时候，就不觉得身后有那么虚无了。还是希望被人记住的。心里很矛盾，希望妻女尽快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又怕她们忘记我。

　　如果每个怀有亲情的人，想到死亡就有信心地想到“我会被后代记住和爱着，我没有真的离开”，那么就既能享受现世生活的温柔，对死亡和死法也不会那么恐惧。事业做不到不朽，但让后人多记挂你一段时间，难度会小很多。

　　一句话，你现在做一个好人，你未来就是一个好祖先。这么想想，死亡是否不那么虚无了？（卢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