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而已”纳兰词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论及清词，有清诗渐趋衰落，独清词“驾元明而上”的观点；现代词学翘楚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引谭献《复堂词话》云：“词学衰于明代，至（陈）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然“中兴”并非“复兴”，更非“振兴”，而是将歇未歇之时偶发的一种炫丽状态。虽说清代词家逾万人规模，作品计有20万首之多，是宋词数量的10倍以上，但气象格调已不可同日而语。故王国维称：“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但在涉及个别词家，比如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首辅纳兰明珠之子，以下简称“纳兰”）时，同样是王国维，却给予“单独列项”，作了如下高评：“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请特别注意下一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此言一出，数百年词坛顿成“虚设”，成了纳兰一人之陪跑。

　　纳兰系满人，虽说父辈马上夺了天下，但在汉文化基础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这也是随顺治入关的第一代满人中竟无一词人的原因。坐稳天下后，第二、三代满人的文化素质得以迅速提高，对于音律、四声及汉字的掌握已臻熟稔，一时出了不少能诗擅词的才子。这些人甫一登场，即以不拘俗套的面目令文坛瞩目。其中，年纪轻轻的纳兰更是脱颖而出，被列入清初词坛前七家（顺带说一句，“七”这个数字似乎与中国文学史特别有缘，比如汉建安七子、魏晋“竹林七贤”、明前后七子等），纳兰为其中唯一满人。

　　纳兰进士出身，黾勉于学且擅骑射，其正经职业乃康熙帝御前一等侍卫，扈跸九年，如其所述“日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但他酷爱读书、写作，即便在护驾途中也填词不辍。

　　旧曾有“词为艳科”“壮夫不为之事”的说法，词，在当时充其量只是宴乐唱曲、酬酒助兴的一种文辞工具。到了清朝，随着词论的繁荣特别是常州词派的出现，词的地位才有所擢拔，渐而达成“诗词一理”的共识。纳兰一生存词三百四十余首，不能算少，记得多年前通读“纳兰词全编”，感觉自伤情多、哀艳芊绵、念旧悼亡这一类风格占多，所谓烟水迷离之致、晚唐悱恻之风是也。有时读着读着，恍觉李煜和五代花间词的影子闪烁其中，其言情之入微，文辞之精洁，宛含冰雪，绝出流俗。施蛰存先生曾用“情真性厚，声色窈丽，哀乐无端”形容纳兰词，以为“情真”二字，正是纳兰词精髓之所在。

　　“姿本神仙，虽无妨于富贵，而身游廊庙，恒自托于江湖”（吴绮《纳兰词·原序》）。作为当朝首辅之子，纳兰从不以贵胄身份自矜于人前，拿现在的话说，他并无强烈的“身份感”，其交游也不限于权贵公卿这个“朋友圈”。出身寒微者，但凡有才有缘，他皆平等相待，甚而缔结生死之交（比如与塾师顾贞观深厚的友情）。在异性交往方面，他多情而不滥情，许多哀婉之作，大多是写给婚后三年因难产而亡的妻子卢氏的。当然他的言情对象并不止于卢氏一人，而是随感而发，极摹悲欢离合之致。除了“情真”，王国维所提“自然”二字，也着实道出了纳兰词纯任性灵、不傍门户的重要特质。其实那年头学问好、词也好的名家大有人在，比如朱彝尊、陈维崧、吴伟业、姜宸英、王士祯等，其中有些人还是纳兰的好友，但为何后人多知纳兰词却不太记得还有其他词人的存在呢？原因有很多，我以为与他特殊的身世、31岁得寒疾早逝乃至姓名的隽永别致都有潜在的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性情之真、任侠之气以及纤尘不染的词风，才是得以永传的根本原因。

　　“卿本谪仙人，误入凡尘中”。纳兰诞生于父辈入关后的第十一年（1655），曾自称平生仰慕信陵君而无人会得此意。王国维所说“未染汉人风气”者，可视作他的主动选择而非客观受限所致。在他去世三年后，其父纳兰明珠因朋党之罪被康熙罢黜，家道随之中落。当然纳兰已无从感知这一切了，他“质本洁来还洁去”，只独留一块响当当的文学品牌——“纳兰词”于那百年红尘、千秋词苑。（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