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红领巾

那时，都是二年级六一儿童节前参加少先队，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的。

我满心盼望着。我的同学也都在盼。那是一种很鲜艳的盼望，十分美好的天真。

白衬衫蓝裤子外祖母用米浆浆洗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抽屉里，它是戴红领巾时要穿的。那时候，还不是家家都用熨斗烫衣服，用米浆浆洗是另外一种讲究，很挺括。

七八岁的年纪，还没有学会抒发，只会满满地把盼望塞进每一天里等候，可是盼望到快六一了，老师却告诉我们，戴红领巾要等到明年的六一前。

我没有记住别的同学的神情，只记得自己的灰溜溜。不能戴红领巾，那么也就不能戴两条杠标志了。我知道我会当中队委员的，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是小组长，四个小组长当中队委员，班长当中队长。不是老师说的，是同学自己在说，所以我很盼望两条杠。

“为什么别人都是二年级戴红领巾，我们要三年级？”

“为什么我的小孩要比别的小孩迟？这公平吗？”

那时候，是不会有人这样问的，谁会这样问呢？

大人不会问，小孩更不会问。

大家都多么服从啊，习惯服从，特别安定，人人都好老实。

我灰溜溜、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对外祖母说，戴红领巾要等到明年了。

外祖母看看我，问：“小孩子都是明年吗？”我说：“都是明年。”她说：“那就没事。”

她最珍惜荣誉，看重争气，知道小孩子都是明年戴，就放心了，继续做她的家务。

那个年月，大人们，是把戴红领巾这样的事看得比考取一所什么学校更重要的。大人和小孩的脑子都没有被考试和“重点”塞满。小孩子小学毕业了，考取技校，甚至考取半工半读，以后当个工人，拿得一份工资，很多大人也都笑容满面、心满意足。考不取大学更不是灭顶之灾。下乡，到边疆去，也都被光荣地敲锣打鼓……

尤其是外祖母，对我的希望，几乎就是争气！

中午，她下了一碗面给我吃，煎了两个荷包蛋，她总是喜欢我高兴，我呼啦呼啦全部吃完。小孩子都是明年戴，那就没事！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穿了白衬衫蓝裤子，上午看儿童场电影《红孩子》，下午到公园去玩。

公园里有很多红领巾，还有戴着三条杠、两条杠、一条杠标志的。插在草地上的队旗，那是在举行少先队活动。那时草地上的少先队活动，总会坐成很大的一圈，一个人跑啊跑啊，把手帕悄悄地丢在你的身后。你捡起了，跑啊跑啊，悄悄丢在别人的身后。异常单纯和简单的快乐，笑声、喊声简直就是鲜花在盛开。

我光着脖子四处溜达，也没觉得傻。和别人一样大，没有戴红领巾，是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大个的。妈妈给了我五毛钱，那是很多的，我买水果糖，吃雪糕，玩得一点儿也不灰溜溜了。

还要等一年。

等过夏天、秋天、冬天、春天。

后来就等到了。

三年级的5月31日，戴红领巾。而且还当了中队委员，两条杠。

那一天的仪式是在教室里举行。

我站得笔直，同学们也都整整齐齐，连平时排队总喜欢摇来晃去的“小豹子”也一动不动。

那一刻，我们都是懂得神圣的，懂得庄严。这完全不是我现在对它的描述，而是真的！八九岁的年纪并不是只有天真和懵懂，毫无重量。他们照样会觉得崇高，会在庄严的仪式中呼吸得有些颤栗。我们这一代小孩，最熟悉红色，从小飘扬在它的飘扬里。

中队辅导员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我们语文。他带领我们宣誓，他也特别庄严。

他后来作出过一个规定，谁用粉笔在黑板上乱写字，就惩罚，队干部要降职。我忘记了规定，下课时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是：你是个傻瓜！被降为小队长。过了两个星期，表现好，重新恢复中队委员。那是我一生的教训！

我是中队学习委员。

我是一个手臂上只佩戴过两条杠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三条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过。很安心两条杠。我后来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两条杠，不刻意追求三条杠，而且欣然得很。

女儿上小学时，是大队长，三条杠，主持升旗仪式。学校就在家的旁边，站在阳台上可以听见她的声音。她的声音细细嫩嫩，我却被它升上了天空，非常骄傲。

但是这个小孩，从来不喜欢吃荷包蛋下面，喜欢吃红烧大排骨，而且一吃就是两块。

你们难道没有想起问：“你们学校比你们低一级的小孩是几年级入队戴红领巾的？”

是二年级，和我们同时。他们又恢复到二年级戴红领巾了。

我们同时戴上红领巾，在各自的教室举行入队仪式。

我们比他们大，个子比他们高，却和他们一起入队。

那天下午，我在家门口拉手风琴，住在对面房子里的祖康也在家门口拉手风琴，拉的都是《我们的田野》。我们拉着迎面走去，相互靠拢，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那不是我俩的第一次合奏，但却是戴着红领巾的第一次合奏，我是两条杠，他是三条杠，可我肯定一点儿也不傻！

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傻过，因为我们“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梅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