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夜行

　　2017年8月下旬，我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基地小住。同期小住的作家中，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和《十月》的张守仁以及他们的夫人。某天食堂晚饭，不知怎样的话题说到我的出道，崔老师和张老师同时让我回答：你自己认为是从《人民文学》还是从《十月》走上文坛的。两位八十高龄的“儿童”甚是可爱，皆极认真严肃，众目睽睽之下，不容我丝毫含糊。

　　这成为此文的机缘。

　　《十月》最早与我联系的责编是侯琪。她曾是邓拓的直接下级，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我第一次到京，她就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小镇上的将军》的是一位青年编辑。小说发表后，编辑部的两位著名作家张守仁和章仲锷都写了长文在首都的报纸上专题评介。

　　我后来在北京一条小胡同的一栋回形楼里看到了他们。许多人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桌边放着单人折叠床，以备午时小憩。

　　同年12月，《人民文学》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的头一次。编辑部来信让我去京参加笔会。到京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一大帮编辑老师，并且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了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仰望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说，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无能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一个月很快过去。我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过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儿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汽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鬼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我后来在许多编辑老师家蹭过饭，但醉酒，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不久后英年早逝，相对畅饮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春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年我路过北京去大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独行在北京的夜晚。大半夜，城市在睡梦中。我从容走着，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同时也听着自己的思想。古老的树、古老的墙上的藤和屋脊上的草，古老的四合院，四合院灰色的高墙和油漆斑驳的门楼，古老的紫禁城，紫禁城的威仪和空虚，朝代的兴衰和权力的更迭。我觉得，对京城，对中国，对历史的思索与理解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最重要的，是我心里充满了温暖，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次北京夜行。我踽踽独行到天亮，不记得是否遇见过行人。京城的街道，横平竖直，无论是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还是狭窄的胡同里，只要方向对头，就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帮助我确定方向的是很远很远的夜空上那一片灿烂的光辉，只有天安门广场才有那样集中那样明亮的灯光。想起来京遇到的一切，忽然有了一种幻觉，觉得那是我将要远行的文学之路上将要遇到的无数引导者、扶持者的心灵的光辉。（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