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课

从小在老家乡下的我一直是“野蛮生长”。那天阿娘把我送进初蒙学堂。4岁的我，以为又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一把推开教室的门，冲了进去。

“出去！”穿长衫的老师走过来，凶巴巴地说：“你迟到了！”“迟到，是什么？”心里想着，但不敢问。我坐下，先生举起手里东西问：“这是什么？”“戒尺！”“告诉这个新同学，戒尺有什么用？”“做规矩！”先生摇头晃脑地吟：“无规矩不成方圆。戒尺不打教不成，戒尺底下有功名！”他说：“上学不能迟到，第一天就没守规矩，要打手心！”他高高举起戒尺，轻轻落下，没有我害怕的痛，但这第一堂课印象深刻，很久以后我明白了，如做人不守规矩，路会走歪，那时，“戒尺”打的就不是手心了。

到上海正式上学，是离家50米的“民治小学”。第一天进校门，见两位先生站着，对每个学生微微弯腰说：“早!”我学着做，大声答：“先生早！”我们在空地上坐好，一位先生在台上鞠躬说：“同学们好！今天我请大家看几张图片。”原来是湖南发生大灾后的图。校长说：“让我们帮帮这些可怜人，请每位同学明天每人带一把米来，我谢谢你们。”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虽不懂，也明白没饭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第二天我在米缸里抓了一把米，妈说：“一把米能干什么，给你袋子，多装点。”我背着沉甸甸的半袋米去学校。校门口人很多，手里都拿着东西，人人都提着米。我把米倒进门口的大缸，不小心撒了些在地上，班主任老师走过来和我一起捡，夸我：“谢谢你，这些米能救活好几个小朋友。”我见不少同学还带了衣服、鞋子，大筐里已堆得很满。我赶紧奔回去翻箱倒柜，妈妈拿了双新皮鞋和刚织好的毛衣说：“把这些捐掉吧！”我拿了就走。

校长见我气喘吁吁地把衣、鞋放进筐里，过来对我鞠躬，他摸摸我头说：“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他不断对送衣服的大人作揖拱手，对每个学生点头致谢。操场上搭了台，上面站着一排人，有个穿旗袍的女人一直微笑着，在阳光下，她的脸显得特别柔和，我呆呆地盯着她看，心里好喜欢。她，把一张纸送给了校长，校长举起来说：“这位太太捐了三千元！”女人鞠躬，那笑容灿烂极了。短短的晨会结束，台上的人走了，我不舍得那么漂亮的太太，跟在她身后送。在校门口，她停下，忽然，摘下手上的戒指、手镯，取下一串项链，还有耳环，全放进了大筐。她看见我，弯下腰说：“你也捐了米？你是个好孩子，好心会有好报。”她轻轻亲吻我的额头。我呆住了，这么好看的太太亲了我。她好香啊！

当时的我，不明白湖南在哪里，大人的焦虑、同情，我都不明白，但我知道这是行善。小时候，一直跟着阿娘送东西给穷乡亲，这回是我自己把东西捐了，心里满是快乐。

两所学校都很小，没有操场，更没有标准跑道。但都是名校长，一位校长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路的建设者、慈善家董杏生。一位是新闻教育家顾执中，那天我见到的是名记者陆诒副校长。他们把学校办得很“大”很“大”。

这两节开学第一课都很短，却因戒尺、一把米，还有老师的鞠躬，变得很长很长。它们把身外环绕的形形色色从心上隔除，使我的人生因此浑圆无际，安稳自如。（叶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