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身影之问

　　人生的经历是条河，一直在岁月的河床上奔波。这不，往昔的人事，一经勾连，即刻就会“汩汩”地流淌起来。

　　前不久，林在勇先生在微信上发来由其作词的“《贺绿汀》——大型歌剧词曲谱”的书讯，贺老的形象就立马伴随钢琴独奏《牧童短笛》的音符，在我心底飘然而至。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入秋时节的黄昏，我驱车至贺绿汀先生府上，接先生参加其友人为他九十华诞举办的祝寿活动。

　　平素仰慕贺老久矣，对其在中国音乐事业上辛勤耕耘特別是他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后创作了大量激励军心、民心的音乐作品尤为钦佩。其创作的《游击队之歌》，常萦回于耳，因此，贺老有着高大魁梧的“李向阳”般的老游击队战士形象，早已伫立于我的脑海。

　　但在叩门见到贺老的刹那间，我心头本已铸就的贺老形象，与自己眼前的贺老怎么也对不上号。只见一头银发的贺老，身着一件用布做的长袖白衬衫，一条灰色的长裤。其双臂卷起的袖口边沿，明显两边宽窄不一，瘦削的面颊，戴着一副浅褐色有机玻璃镜架的眼镜，镜片后虽有着长者温润的目光，但目光中似乎少了艺术家通常有的风采。看上去，贺老与其陪同在侧的女儿一般高。端详过这位衣着随意、身材矮小瘦弱的贺老，我想多数人一定会以为眼前站着的，至多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

　　可这位“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实在是不简单哪！他从湖南邵阳的农村田野走来。1924年，已经21岁的贺绿汀，才姗姗来迟地踏进长沙岳云学校的校门，开始在艺术专修科学习钢琴、小提琴及和声。这个年龄，对当下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大多数5岁前就启蒙钢琴学习的孩子来说，简直可用“夏虫不可以语冰”比之，如果日后还想搞出一点音乐成绩，用现在流行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大概属于“登天”的难度。

　　然而，对音乐神往的贺绿汀，1931年，又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深造。在已跨过“而立之年”的1934年，他创作的器乐作品钢琴独奏《牧童短笛》，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办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活动中，竟一举斩获冠军。凭借该作品，贺绿汀之名，当年就驰誉西方乐坛。

　　与此同时，贺绿汀的电影配乐《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在上世纪30年代名声大噪。他为20多部影剧作品创作了100多首插曲，《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等至今仍家喻户晓，久唱不衰。除了音乐家的身份，他参加过湖南家乡的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卢沟桥上战火起，贺绿汀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不久，他参加新四军，战斗在抗日前线。他的歌曲《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传海内外，至今仍是音乐会和歌咏活动中的传唱曲目。

　　1943年贺老赴延安，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北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贺老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诬陷迫害，不惧淫威，大义凛然，被人们誉为“硬骨头音乐家”。

　　记得在那次由他的老朋友们组织的九十华诞庆寿宴上，面对大家连连的称颂赞美，这位烽火中穿越的老战士，中国音乐界的巨擘，只是腼腆地起身，笑意盈盈地向大家再三作揖表示感谢，便不动声色地坐了下来，同邻座的友人轻声细语。他谦恭的神态，今天却让我益发感受到，贺老平凡的身影蕴含的不平凡的情怀。这种人格情怀，乃是贺老历经人生太多的风雨洗礼，使其淬炼成了“心如止水，古井不波”的真正的大家风范。

　　那天，我坐在贺老的邻桌，一直在思索“普通”与“伟大”以及“平凡”与“杰出”的交集点的边际区分。要知道，贺绿汀先生是在西方人惯用的器乐钢琴上，谱写出中国民族风的乐符，在西方音乐家的群雄逐鹿中，好似被一个东方“下里巴人”的勇敢突袭，拔得了“阳春白雪”的头筹，这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

　　贺老在谈起他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的体会时强调，是他在当“放牛娃”的农村岁月，得到了中国民族歌谣的丰富滋养，进而播下了创作灵感的种子。贺绿汀先生也被音乐史家们认为是中国音乐家里从民歌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并能驾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不同界面，进而取得最多成就的杰出代表之一。

　　林在勇先生的微信，不仅带给我“牧童”的悠扬笛声，也带给了我一个启迪：“平凡”与“杰出”本没有天然的鸿沟，就像任何一部高雅的歌剧都离不开民歌的元素，“杰出”的根茎只有深埋于“平凡”的田野，日后才会枝繁叶茂，壮美天下。

　　哦，贺老的身影，于我岂止是一个疑惑，分明更有着充满意趣的求问。（吴伟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