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书墙

我供职的出版社搬到了七宝附近的新址。搬家只不过用了几天，但早在今年三四月份，单位就正式启动了搬迁计划，千头万绪，层层推进。而对于我来说，搬家的重头无疑是如何处理大量的样书（其实，不少同事也是如此）。

我是十多年前来到译文社工作的。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社里每有一个印次的书，不论初版还是重印，我都会收到一本崭新的样书。起先，我将这些样书放进办公室的几个书橱中，但很快书橱就放满了，于是便将样书转移到了办公桌旁靠窗的窗台上。这些书被我一本本地叠高，然后一排排地成形，最后整个窗台变成了一整面的书墙。随着样书的不断增多，我又把这面书墙推向里面，留出空间，开始放置第二排的书，不久又形成了第二面书墙。终于，窗台被里外两面书墙彻底占领，顶天立地，气势不凡。

为了继续安置样书，我只能和隔壁座位的同事商量，他慨然允诺，可以使用其座位旁的窗台。因此，我便将新出的各种作家文集、套装书系放到了新开辟的窗台上。日积月累，这面书墙的身高也在不断增加，直至完全填满，同事的窗台也被彻底“蚕食”了。

我在“打理”书墙时，比较注意分门别类，文学的与社科的分开，作家文集和套装书系不能打散，因而，书墙虽然满满当当，但大体有序，并不凌乱，查找起来就比较方便。时常有同事到我这里来找书，只要有多余的，我都一概奉送；甚至出版科同事在重印时找不到样书了，也会到我这里来寻找，成功率也比较高。

不过，由于书墙顶天立地，叠到高处难免有摇摇欲坠之感，有同事看见了便提醒我当心这些书掉下来，砸到身体就惨了。我总是开个玩笑回应：“恐怖的平衡嘛，没关系。”

其实，书墙真有不胜其力之时，果然有过几次自由落体运动，少则三四本，多则十几本。但每次“掉深”，我都不在座位上，所以安然无恙。也许，书神在冥冥之中保佑了我。

译文社出的好书比较多，而且重印率比较高，因而样书累计得很快，如何处理多余的样书呢？我的做法是不要把样书变成一潭死水，而要成为源头活水，让它们流动起来。我将多余的样书支援媒体推广和活动，捐献给学校、图书馆。因为，一本好书，只有让尽可能多的人阅读，才拥有了鲜活的生命，进而产生滋养人的心灵的精神价值，否则就无异于一堆废纸。

这次搬移新址，除了必须带走的样书，其余的都由同行、同事与朋友分享了。有一位退休的出版社老总，我将“译文名著精选”和“译文经典”丛书（俗称“窗帘布”系列）的书影发给他，请他看看哪些感兴趣，我快递过去。他爽快地回答都要，我便打了几个包快递给他。他收到后除了表示谢意，还感叹都是好书啊！让我不由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自己也买了不少译文版的书，比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罗曼·罗兰文钞》，等等，对译文品牌的书非常喜欢。正是因为对译文社有很高的认同度，促使我在前些年来到这里工作。而读者对一个出版社图书的热爱，成了一代代出版人砥砺前行的动力。

搬迁的前一天，书墙彻底清空了，阳光透过大玻璃窗又洒到了我那也清理得空空如也的办公桌上，有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明亮。我不禁思忖：坐拥书墙也许是一种幸福，但假如坐困书城（墙），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人生离不开书本和知识，但如果死读书，食古不化，脱离实际，岂不变成了书本的奴隶。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描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难忘经历：他16岁时来到喀山，希望进入喀山大学，一圆自己的大学梦，但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他四处打工，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同时阅读进步书籍，终于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上了人生的新路。高尔基的故事说明：生活实践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你才能战胜阴霾，让心灵变得敞亮，读懂读好人生这本大书。

周恩来总理欣赏和书写过的一副对联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刘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