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吴作人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

　　编者的话：“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大展作为中华艺术宫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系列展之一，梳理了吴作人早期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成就。吴作人在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熏陶之后，很自然地形成尊重自然、以造化为师的艺术信念，力图以加强写实来克服当时美术界艺术语言日益空泛、概念的状况。四十年代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成为其艺术生活的十分重要一段。“晚年当别人问到他哪段生活对他影响最大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西行”。吴作人先生的外孙女，本次大展策展人吴宁女士接受本报采访时，向我们细述了展览背后的故事。

1948 吴作人萧淑芳新婚留影 1948年

　　上海是他的艺术故乡

　　上海对吴作人有特殊的意义，他学画是在上海起意、在上海开始、在上海形成贯穿一生的艺术观念。有一次他在上海看到了一个画刊专页，用整个版面介绍徐悲鸿的作品。“我当时一看这画刊就感到很惊讶，对徐先生的艺术成就非常崇拜。”吴作人这样回忆。现在我们最终考证出来他看到的是1926年3月28日的《图画时报》第294期上刊登了徐悲鸿两幅油画作品《康南海（康有为）像》和《黄天恩与傅季姑像》。

　　1927年9月，他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从此走上艺术道路。

　　他的艺术起步有两个重要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在艺术上是徐悲鸿，他回忆第一次听徐悲鸿讲座的情景是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大讲堂：“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一个演讲会上。记得有一句话的意思是：‘诚’是从事艺术的重要品质。”而在思想上影响他的则是田汉，他回忆“田汉先生为我们讲到‘普罗艺术’。这时我才知道‘普罗’即指无产阶级，普罗艺术就是要求艺术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这一切，都为我后来致力于写实主义的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初，田汉创立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做艺术科主任，吴作人追随他们学习。他协助田汉主编《南国周刊》《和平神下的战舰》是其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艺术作品。1930年3月28日至30日，在吴作人去欧洲留学之前，田汉组织了“南国社美术部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四楼）举行，是吴作人的作品第一次参加画展。

　　1930年4月5日，吴作人由上海启程赴欧留学。

部分南国社成员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内合影 1929年 左起：

谢寿康、俞珊、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刘艺斯

　　北上与中央美院的建立

　　吴作人西行归来，回到上海。西行的两年间，他创造了有别于从欧洲学来的油画新方法——中国气派，并开始萌生做职业画家的想法。1946年6月16日-6月23日在上海九江路/江西路的新康大楼举行了《吴作人康青甘陕写生画展》，展出西行成果。然而也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徐悲鸿的两封来函，邀他北上共建国立北平艺专。这两封信终止了他纯粹地在艺术上发展的道路，也从此告别了上海。为了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也为了不负老师，他决定北上赴任。1946年7月吴作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务主任兼西画组主任。1949年田汉化妆入城，亲自找到徐悲鸿和吴作人，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当年“南国”的三个人再次重逢，共同决定把北平艺专保留下来，迎接解放，后来就在这个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美术学院。

　　不过在上海还有一段人生遭遇，却被他从上海带着北上了。在上海，吴作人遇到了相伴一生的伴侣萧淑芳。他们两人年青的时候曾经一起在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工作室同学半年，并没有太深的交往。后来吴作人出国留学，两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1946年吴作人回到上海，在“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画展”的开幕式上，两个老同学重逢，之后逐渐交往频繁，最终走到一起。因此上海是吴作人和萧淑芳的爱情的见证之地。

　　自1946年离开上海后，吴作人的作品再一次回到上海是相隔近60年之后了，2003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梦归海上——吴作人艺术回顾展》，对他一生艺术成就做了总结回顾。又过了13年，这次在中华艺术宫举行《西学·西行》展览，则是集中将他早期的经典画作、稀缺文献资料和历史老照片做一个展示，以便于观众更好理解100年前中国的艺术家的人生选择和艺术追求。

　　大展上首次与观众见面的作品

　　我因为做吴作人先生的展览比较多。有一些他的重要的作品如《齐白石像》《负水女》《甲胄》《女人体》《纤夫》、金奖作品《男人体》等等，因为代表了他的艺术的最高成就，所以它露面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我们都知道他在欧洲时期的第一张创作是《纤夫》，这张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他的第二张创作《小组会》，因为收藏地的不同，这次是第一次把《小组会》的油画稿和完成稿放在一起展出。还有第三张创作《打铁》，我们最近在以前的报刊上找到了这张油画的图（以前我们只是听说有这张画但没有见过），并整理出为创作这张油画所准备的素材，即各种打铁工人的现场速写，这次也将它们完整地呈现了。还有他回国后的一幅重要的创作《出窑》，曾经参加了1937年的第二届全国美展。这张作品现在只剩下半张了，而原来完整的样子我们也在报纸上找到了，同时展出的还有《出窑》的油画稿、速写稿。这些作品的加入，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吴作人的艺术观念的轮廓——即“艺为人生”。

《出窑》（半张） 布面 油画 100×71 1937年

《出窑》（稿）木板 油画 37×46 1937年

《出窑》原作

　　我们注意到了他出国前受田汉影响就对劳苦人民十分关切，出国后一旦掌握了油画技巧，只要开始个人的自由创作，所选择的主题全部表现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回国后他也同样是立即将油画创作指向了砖窑工人、擦灯罩的工人等形象中。这就使得他的艺术成为那一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的典型表达。

　　《齐白石像》的故事

　　吴作人想为齐白石先生做像的想法来源很久，他在1946年就画了一幅齐白石的油画肖像，但是他自己不满意，觉得“只是一幅习作”，而他的“目的是创作中国气质的肖像”。为了再画，吴作人做好充分研究后，1954年，他把93岁的齐白石请到自己寓所里勾素描稿，画着画着，老人瞌睡了，睡中的白石老人，嘴唇努着，右手三指一直聚拢而不松开。这个极为重要的细节，立即为吴作人敏锐地把握住。写生仅进行了两次，一次画脸部，一次画两只手。在最后创作油画时，齐白石的衣服是由我外婆萧淑芳穿了白石老人的大袍子、衣服里放了两个大枕头摆出来的，红色沙发是参照一片织锦设想着画出来的。

　　《齐白石像》是吴作人先生的代表作，堪称现代中国油画中富有民族气派的典范性作品，同时也标志着吴作人的油画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韦启美先生在吴作人百年纪念时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惋惜不已：如果那个时代的环境能够允许，使得吴作人先生可以画出十张像《齐白石像》这样的作品的话，那么中国美术史将会被改写。

争论（小组讨论）稿 布面 油画 32×36 1932年

　　筹备中的“晚期吴作人”展

　　2018年是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将在北京举办大型展览，展览的名称是“国风•国画——晚期吴作人（1949-1997）”，与这次中华艺术宫的“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构成上下篇。而“吴作人和老师徐悲鸿一起，将素描引入了中国美术教育体系”这个问题就是2018年展览的主题之一。

　　国画和西画秉性不同。齐白石是国画大家，刚解放时据说有个军代表要求齐白石画一个毛主席，画到齐白石大汗淋漓，最后帽子都掉到了画上，把墨盆子都砸得歪过来了也没有画好。其实中国艺术史从来就没有着重发展写实技术来表现造型、场景空间、事物的质感，那么在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画出形象准确的中国画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徐悲鸿提出，吴作人出面长期组织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的最有西画造型能力的教师把西方写实方法转移到水墨里，转移到宣纸上，并在他1950年代到1979年任中央美院院领导及院长期间，确定用西方造型训练作为国画教育基础的国家教育体系，坚持了新的国画的道路，所以今天有人把这个道路叫做“徐吴体系”。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有两种看法，有人觉得这种方法也就把从王羲之到八大山人再到齐白石那套中国传统的方法给切断了，是对中国画的妨碍。这个学术问题，将会在2018年的展览上仔细辩驳、探讨和展示。

　　另外我们会讨论他个人在国画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其中他的第一幅完整的“新中国画”《藏茶传》，创作于1945年，这是一个卷轴画，题字与画并列，前后还有沈尹默和傅抱石的题字，这幅画里包含着较多的艺术史信息，也是所谓新中国画转折的证据。1946年郭有守将《藏茶传》带到法国展出，并于1953年将该作品捐赠给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我们已经联系到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馆长易凯博士，他同意《藏茶传》参加2018年吴作人的大展，这将是这幅作品离开中国大陆72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

开会 布面 油画 110×140 1933年 中央美术学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