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路：人文历史的“涌泉”

　　南京西路是一条充满故事的马路，处处都有人文历史的“涌泉”。在此徜徉，常有时空交错的恍惚。

　　单位迁到威海路后，我常在午后到南京西路散步。南京西路筑于1862年，原名“静安寺路”，英文译为“Bubbling Well Road”，意为“涌泉路”或“沸井路”。静安寺旁原有一口古井，常年沸腾，洋人遂以“涌泉”和“沸井”名之。

　　在我看来，南京西路（静安寺路）倒真像一口古井，久远深邃，具有厚重的底蕴。上世纪20年代起，一大批作家集聚在这条马路，这里有了故事，有了话题。今天，我在南京西路徜徉，常有时空交错的恍惚。有时候，路过某条弄堂、某家店面，我的眼前，就会闪现一个个作家的身影……

静安寺一景

斜桥邵家高朋满座

　　我常常从威海路出发，由茂名北路直抵南京西路。路过吴江路小吃街，再向东走，我就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这一带，原称“斜桥”（吴江路原名“斜桥路”“斜桥弄”）。斜桥地名的由来，与已湮没的石家浜（今石门一、二路）有关——石家浜上，或许真有过一座斜跨河流的小桥。

吴江路小吃街一景

　　诗人邵洵美就出生在斜桥。静安寺路初筑时，斜桥周边都是荒野田畴，人迹罕至。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怀都是清末重臣，他们先后在斜桥圈地造房，成为静安寺路最早的大户。邵友濂建造的邵家花园规模庞大，占地数十亩，范围大致在今吴江路到凤阳路、石门路到成都路之间。邵家花园今天已无迹可寻，据邵洵美忆述，花园里有石凳、花棚和各种树木，“园门是黑漆的木栅”，他小时候常到“后门浜里去捉些小虫喂金鱼……”我猜，这花园后门的“浜”，大概就是石家浜。

邵洵美素描画像（徐悲鸿作）

　　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结婚，轰动上海滩。那天下午，静安寺路大光明影院后面的卡尔登饭店群贤毕至，名人如云。证婚人是复旦公学创办人马相伯，时年88岁。据盛佩玉回忆，“老人须发已白，行路背已挺不直，是搀扶了进来的……老人见到当年的孩子已长大成亲，兴致很高。”参加婚礼者，还有不少邵洵美结识的作家朋友，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午后二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

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照，刊于当年上海画报封面

　　邵洵美结婚满月，斜桥邵家即高朋满座，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戈公振、江小鹣、叶浅予、常玉、张光宇、张正宇和刘海粟等作家、画家欢聚一堂。画家刘海粟首先挥毫，画了一幅松梅图，其他画家也纷纷提笔作画。后来，邵洵美找来一张扇面，大家动手，合作了一幅山水画，最后，诗人徐志摩在画上题了字。这些作品，邵洵美视为珍宝。遗憾的是，后来日寇侵占上海，邵洵美一家逃难时未及搬走，这些画作不知所终。据说在若干年前，这些画作忽然惊现于某著名拍卖会，价格不菲。

同和里的主人

　　走到南京西路688广场，我会驻足停下。这里原址是一条著名的弄堂——“同和里”（原南京西路688弄）。邵洵美结婚后不久，因父亲挥霍无度，他被迫将邵家花园地皮抵押，在这里新造了几套房子，构成弄堂雏形。他特地取名为“同和里”，期盼父子“同和”。

同和里原址（今为南京西路688广场）

　　邵洵美为人热情，人缘好。他搬进同和里后，在他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文人朋友圈。徐志摩是邵洵美的挚友，常偕陆小曼前来。他一来就谈诗，邵洵美对他既佩服又欣赏。有一天，徐志摩说，他家所住的四明村（今延安中路913弄）有夜莺啼叫，每天从半夜可以听到天亮。邵洵美原本并不喜听鸟鸣，但他着迷于英国诗人济慈，一想到济慈《夜莺颂》中诗人随夜莺飘然而去的幻境，他居然连续两天住到徐家，要去聆听夜莺歌唱。

　　那时，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任英文教授。有一次返乡，他请邵洵美代课。邵洵美怕压不了阵，特地去配了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上长衫，为徐志摩代课一个月。结果，徐志摩的学生徐訏、徐迟和赵家璧等，又成了邵洵美的学生，他们经常来同和里。徐訏曾在邵家小住，他1943年创作的小说《风萧萧》（王安忆曾将它改编为同名话剧），扬名天下；诗人徐迟有一次来邵家借英文打字机，邵洵美索性割爱相赠；赵家璧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却一直把邵洵美尊为“老师”。

　　画家徐悲鸿旅法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只要到上海，他就会偕妻子蒋碧微来同和里。盛佩玉与蒋碧微很谈得来，在她印象中，蒋碧微讲宜兴话，“才从法国回来的人，法国话中却有宜兴音，说话时牙齿很齐。”1930年的一天，徐悲鸿突然一个人前来，“洵美看他神情有异，一问之下，才知因夫妻失和。”这一次，徐悲鸿在邵家住了约一个月。

静安寺路上的“醉汉”

　　在同和里对面（今广电大厦到石门一路之间），邵洵美开过一家“金屋书店”，专门出版文学书刊。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

　　1928年5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赫德路嘉禾里（今常德路越洋广场芮欧百货），嘉禾里离同和里不远，郁达夫与邵洵美往来密切。有一次，他给邵洵美写信，盛赞邵的小说《搬家》“是近年少见的飘逸的文章”。邵洵美有时也会造访嘉禾里，王映霞记得，“邵每来都是坐自家的小汽车”，“来我家玩的作家都很穷，只有邵洵美是例外，他是一个最富有的文人。”

郁达夫与王映霞

　　邵洵美也许是郁达夫唯一的“阔朋友”。郁达夫生性敏感、孤独，一度贫困沉沦。他曾非常鄙视“乡村别墅里的阔人的夜来淫乐的归车”。1921年，郁达夫留日返沪后，曾与留日同学郭沫若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静安嘉里中心原址），两人惺惺相惜，以卖文为生。一天晚上，他们去泰东书局了解《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售情况，书局老板态度非常冷淡。两人顿时“无限伤感”，到四马路（福州路）喝酒解闷。从酒馆出来，他俩已有醉意，在月光下“手牵着手”回家，据郭沫若回忆：“在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郁达夫有一篇短篇小说《血泪》中提到一个窘困倒霉的人力车夫，因与房东、警察吵架，心情郁闷。当天夜里，他借酒浇愁，醉倒在静安寺路上。突然，一辆汽车驶过，将他伸出的右脚截成两段。“他醒转来的时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只鲜血淋漓折断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场。”这个情节，令人悲愤、震撼。读到这里，我就会想起郭沫若的回忆，我一直以为，那个倒在静安寺路上的人力车夫，似乎就是郁达夫自己。

低调默然的“凯司令”

　　也许，郁达夫是最早把静安寺路写进小说的作家。

　　从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向西，就是凯司令咖啡馆（今南京西路1001号），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地标。有作家是这样描写“凯司令”的：“寥寥几个卡位”“甬道灯点得雪亮”“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王佳芝就是在这里等候易先生的。杀手行动的地方，被上级安排在“珠宝店”，“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又近”。根据描述，平安戏院“横街对面”就是“凯司令”，“然后是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势……”

凯司令咖啡馆（南京西路1001号）仍在原地矗立

　　“凯司令”与“西伯利亚”（原南京西路1135号）、“绿屋夫人”（原南京西路792号）、“平安戏院”（今陕西北路203号），都是静安寺路上真实存在的地标。不过，假如有人把小说当指南，今天到南京西路上按图索骥，恐怕会略显失望。实际上，“凯司令”虽邻近“西伯利亚”，但离“平安戏院”足足有200米，“绿屋夫人”则与之离得更远；另外，“西伯利亚”、“绿屋夫人”和“平安戏院”早已改朝换代，惟有“凯司令”低调默然，还在原地矗立。

绿屋夫人时装店（南京西路792号）原在德义大楼楼下

　　从“凯司令”再往西，走过静安别墅（南京西路1025弄）弄口，就是梅龙镇酒家。“梅龙镇”常被人误写为“梅陇镇”，其实它原是两位京剧迷开办的菜馆，店名源于京剧《游龙戏凤》中虚构的梅龙镇，与闵行的梅陇镇没有半点关系。

　　与梅龙镇酒家连在一道的几幢大楼，就是重华新村。

“独闯”重华新村

　　1946年10月，剧作家夏衍曾在重华新村租房，安顿家人。10月底，他即遵照周恩来指示，离沪赴港。离沪前夕，为什么要到重华新村租房？夏衍自己好像从未说过。不过，从他非凡的职业生涯来看，静安寺路这一带，对他意义重大。

重华新村（南京西路1081弄）内的梅龙镇酒家

　　1927年夏，夏衍从日本回国抵沪不久，就与静安寺路打过交道。据贾植芳在《我的难友邵洵美》中记述，邵洵美在同和里对面开金屋书店期间，有人拿来一叠《北美印象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著）译稿，对他说，译者沈端先是个年轻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付了版税。这个“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

　　1932年，夏衍租住在爱文义路普益里（今北京西路泰兴路口），这里离静安寺路不远。有一次，夏衍等人约好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我在我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今江宁路——引者注）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后来）还加了一个田汉。”这次会面，令夏衍终生难忘。不久，梅龙镇酒家被进步实业家吴湄盘下，因吴湄与左翼戏剧家关系密切，“梅龙镇”很快就成为进步文艺人士的堡垒，夏衍曾多次与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应云卫、于伶和曹禺等一起，在这里开展活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夏衍穿上军装，随解放军入城，接管大上海。27日下午，他办完公事，要了一辆吉普车，回重华新村探望家人。

1949年5月夏衍（右一）穿军装参加军管会进入上海入城式（戴墨镜者为于伶）

　　如今，每当仰望着“梅龙镇”飞檐翘角的门楼，我就会想入非非：南京西路，就是这样一条奇妙的马路，充满故事，又激发灵感与幻想。谁说这里“沸井”已枯？这条路上，处处都有人文历史的“涌泉”。（读史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