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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沪上鼠疫检疫风波:百余年前的上海,自建传染病医院,10天查验八千余户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杨彦华 陈恒才 冷启迪     编辑:王瑜明     2020-02-04 16:07 | |

当年矗立在天通庵路上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100多年前“出生”时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公立医院。它与一场鼠疫有关。1910年,一群华商精英为了民族的尊严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按工部局要求,迅速筹建起了医院,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中国公立医院正门)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洋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商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洋人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最终迫使洋人做出让步。

强行检疫

1910年的上海,大事很多,但能成为民间记忆的恐怕就是那是一场惹事生非的鼠疫——从东北至上海的一场鼠疫横扫全国240个县。

1910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二),在《申报》第二张的第三版里,出现了《卜总巡严饬缉匪》《议决案竟无效力》《肤核瘟传染可愈》《店伙自刎惨闻》《禀请沪道照贴公费》《清道路之专资》等共11条新闻,但有一则不起眼的《防范鼠疫之通告》在当天可能并没有引起读者更多的注意。

(《申报》关于鼠疫的报道)

《防范鼠疫之通告》排在第三条,其内容如下:“城自治公所卫生处昨日发出防疫通告一则,其文如下:为通告防疫事,现届冬令土木频兴,凡造屋之家,地板需离地二尺,实以干净灰土以鼠穴,因鼠身上之虱含有百斯笃菌……特此通告。”

两天后,工部局派员至中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附近甘肃、开封、七浦等路“按户检查无知妇稚”(《申报》十月初四第二张第二版),发现上海闸北甘肃路源昌里口袁森茂柴房店内,因染鼠疫连死两人,这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惊恐。

工部局下达命令:“将砒连之豆腐店静 鑫斋首饰店等市房八幢、及源昌第三、第四,两里中张公馆等六石库门居民人等一并于前日勒令屋至屋内器皿……各物主不得擅行搬运,旋即将各房门牍关紧,并将漏风之处用纸封糊,又令各工役将屋外之地掘深尺余,围以凹凸铅板,禁止居民出入……”他们甚至出动巡捕强令邻近居民、店铺搬迁,进行消毒,派人到其他住户每日入室放置捕鼠器,翌晨又进室收去交医生检验。

由于所派医务人员(洋人)擅入民宅,不仅患者被封在室内,另外疑被感染者,或是脸色泛黄者也强制被关押起来日日受工部局的检查。他们不分男女一一检查,遭致妇女恐慌,又对华人居住环境杂乱污秽横加指责和蔑视,并且越入华界虹口一带, 一时之间,整个上海惶惶不可终日。

华人抗争

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死神会不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就在前一两个月,东北的鼠疫已经让上海的百姓坐立不安: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发生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死亡相继。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

(《申报》关于鼠疫的报道)

在11月9日的《申报》上,已出现了市民恐慌的报道,外人(洋人)去检查疫情,居民陈树卿以牛粪阻之,葛永生阻止其入室查验,两人被捕房带走并被罚款大洋五元充公,作为妨害公共卫生的惩罚。

此举引起了上海百姓的强烈不满,在11月11日(初十)的《申报》上发出了忠告,指责工部局有意将疫情误传,使“人心惶惶人言藉藉”,并将此事上升至“主权”问题。

第一起街头骚动发生在10日上午9时许,外人巡捕一行赴闸北华盛里拘提一拐匿犯人时,民众误以为检查鼠疫,哄动数百人将之围住殴打。

新闻报道还记载了第二起骚动,工部局卫生处西员至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调查孩童种痘情形时,民众群起猜疑,一时聚集数百人,欲围攻殴打,该西员寻机脱身而去。

(《申报》关于鼠疫的报道)

12日的《申报》“本埠新闻”里还用较大篇幅《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报道了这件事,报道称:“工部局卫生西员对于查验鼠疫一事甚为认真无奈,无知愚民大起,疑惧且有好事者捏造谣言,耸人闻听。”报道详细讲述了居民与西医、捕房间的冲突,虹口一带一律闭市,各国团练荷枪实弹四处逡巡以防市民示威,尽管如此,居民还是与捕房们发生了暴力事件。

11月13日,工部局出台“检疫章程”,检疫病种范围扩至十三种之多,并以罚款惩治:如医生发现传染病不报罚洋10元;患者家属拒迁出者罚洋50元,无钱者押一月作苦役;阻碍消毒者罚100元或押二月;阻碍种痘罚5元;住房40方尺(约4.5平方米)只许住一人,多住的罚25元;疫死不报工部局自己殓葬者罚25元。这种以洋人的观念和生活水准来处理华界事务,引起了更多百姓的不满。

这种环境中的上海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堪。无奈之下,工部局宣布暂停查验,并与华商领袖董事召开会议,希望能妥善处理,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和平办法总期与卫生有益,更与我华人相宜”。

自建医院

随后,为了稳定四散逃离的百姓,巡捕房不得不发了一张简明告示:

租界防检鼠疫,注重大众卫生。华界权在警局,外人并不来侵。总局卫生科长,亦会严定章程,保护人民性命,本局自有责成,论尔男妇人等,勿听谣传纷纷,纵与外人遇见,毋用大惊小怪,倘敢藉端滋事,定即拘局重惩。

此时,以商务总会议董沈仲礼为代表的华人团体开始出面与工部局频频交涉。11月14日,沈仲礼倡议华人自设医院,由精通中西医的华人医士按华人习俗检疫,为消除妇女顾虑,随派一名女医生同行。几经交涉,工部局接受了此意见,双方议定了查疫区域范围,宣告:工部局不再查疫,均由华人自行检验。

(中国公立医院化验室医生办公处)

为了控制局面,工部局在11月21日的《申报》的报纸上公布了让华人“筹设中国医院,庶就医不致胆怯”。工部局要求迅速建立医院,华人社会着手筹办隔离病院,方便患者或疑似患者接受隔离救治是自主检疫的第一步。此时,为筹集创办隔离病院的资金,华商精英作了广泛的动员。11月22日,粤绅张子标将宝山县境北一个有10余间洋房,占地11亩7分的庭院捐出,上海道台禀准拨给官款银1万两。由于时间紧迫,经济问题异竭蹶,据《闸北慈善团创始记》记载:“幸而陈君炳谦目击艰窘,力为匡赞,乃克稍轻负担,他如重要诸事端,亦赖其商榷扶护之力居多。”

上海第一所中国人的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由沈仲礼总理一切。由于华医工作认真,不辞辛劳,民众满意,热诚配合,工作顺利,至12月4日,10天内查验了八千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就此查疫工作渐停,检疫风潮平静,市面恢复。(杨彦华 陈恒才 冷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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