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档 | 历史告诉我们：绥芬河“小城故事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紧张激烈的阻击战，更是焦点变换的持久战，当武汉从76天封城中逐步恢复之际，东北口岸绥芬河成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斗争前沿。当武汉4月8日解封后不久，针对境外输入风险加大，绥芬河市对所有小区重新实施封闭管理，“绥版”方舱医院也加紧就位。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以“全国一半输入病例都来自这里”为题的帖子，给人绥芬河“乌云压城”的印象。这种提法看似描述事实，但传递的是动摇的情绪，历史告诉我们，这座伴随中国近现代史而生而长的小城，底子就蕴含了中国人“不逃避，不放弃，不松劲”的英气。品品她的掌故，你就会明白，绥芬河和武汉一样，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国境商都”才芝麻大

邓丽君的歌唱得好，“小城故事多……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真要给人口才七万的绥芬河“拉渊源”，恐怕好些大城市都比不了。19世纪末，没落的中国清王朝被沙俄夺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百万领土，当时俄国媒体兴奋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外满洲”，期待着未来能吞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中国东北），成为沙皇治下的“黄俄罗斯”，而“伸手”的关键是修铁路，用势力渗入中国腹地。

仗着刺刀淫威和“帝国外交”半哄半骗，1896年，沙俄说服清廷合建“中国东方铁路”（时称“东清铁路”，1905年后才简称“中东铁路”），在东北修建“丁”字形铁路网，再与已联系俄国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衔接，巩固俄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早日达到目的，俄国人迅速成立铁路建设局，投入全俄甚至全欧最优秀的基建、机械和通信方面的人才，1898年8月正式动工，以今天的哈尔滨为中心，分成东、西、南三线，由六处同时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正式通车运营，而绥芬河正好是中东铁路的东端，与俄国滨海边疆区的波格拉尼奇内（俄文意思就是“边境”）通车。铁路开通后，绥芬河与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远东大城市同步发展，俄日英等多国使节齐至，一时商贾如云，时称芝麻大的“国境商都”“旗镇”，市内留下一座座异域风格的欧式建筑。

（中俄官员在绥芬河附近出席铁路破土动工仪式 新华社）

可俄国人万万没想到，让清廷乖乖配合修铁路容易，征地、招工、伐木都不难，可偏偏对付不了漫山遍野的“红胡子”。所谓“红胡子”，是欧洲人对中国东北土匪的称呼，中国人自己的叫法是“胡子”“绺子”或“响马”，他们大多是清朝光绪年间闯关东的破产流民，加上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打散的清军散兵游勇，他们在满洲四处流窜，时间一长，便“起局”“占山”“建绺子”，过得好不逍遥，后来叱咤风云的“狗肉军阀”张宗昌就是绥芬河附近“起局”的，进而成了气候。至于这些土匪为什么被俄国人称为“红胡子”，主要是他们用的武器多是土火铳，铳口平时堵着木塞，上面系着红缨，开火时将木塞从铳口取下，含在口里，远远望去，就像长了一绺红色的胡子，故而得名。终晚清、民国、伪满一世，“红胡子”都在绥芬河等北满地区存在，直到1946年人民政权在东北初步立足后才绝迹。而那时候，从铁路到绥芬河城都迎来了真正辉煌的篇章。

“红色国际通道”

既然绥芬河是因路而兴，自然她的故事围绕路来展开。在当地人眼里，建于1899年的老火车站很有味道，两层小楼属于欧洲新艺术建筑风格，装饰有华丽的雨搭，高高的蓝色全木结构屋顶、黑色的地砖，无不展现着独特的韵味，而这种建筑反倒在俄罗斯乃至中东欧国家难以找寻，以致于经常有各国“火车迷”远道而来朝圣。

如今是绥芬河文化街的中东铁路工务段旧址建于1910年前后，属于典型的俄式建筑，一直沿用至上世纪80年代，后为铁路职工医院用房。站前路北端梨树街的大白楼建于1903年，原为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总理委员官邸，中东铁路建设期间为俄国铁路员工宿舍，日本侵华时期变成满铁日籍员工宿舍。大白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李大钊等中共领袖早年都曾在此下榻，然后秘密前往苏联，尤其是参加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不少代表是在此拿到掩护身份，避开反动军警追捕，实现“红色之旅”，是货真价实的“红色国际通道”。

正因为绥芬河地处中俄边境口岸的特殊性，使得它在重大地缘政治斗争中扮演了极其特殊角色。1932年，日本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后，不仅大肆“讨伐”坚持斗争的抗联，还与同情和支持抗联的苏联发生冲突。1935年5月1日，由日军和伪满军组成的分队从绥芬河、东宁越界，伏击苏联边防军，在亚历山大·科克耶夫上尉的率领下，苏联边防军将入侵者赶回界河对岸。10月27日，日军一个全副武装的中队再次从绥芬河进攻名为“风笛”的苏联哨所。1936年1月29日，一个部署在密山县金厂沟的伪满警备连起义，杀死日本军官后进入苏联后被收容，日军两个中队从绥芬河越界进攻起义者，苏方哨所指挥员阿基耶夫和中国起义者共同将敌人击退。

（中东铁路横道河子机车库 新华社）

相比刀刀见血的明战，寒光四射的暗战也留在绥芬河的烙印里。1929-1932年，一个神秘人物成为苏联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统管与中国当面瑷珲、绥芬河口岸的反谍报工作，他实施的“猕猴-幻影行动”以巧妙的反间计，把两百多名安插在苏联边境以及抗日武装的日本特务都挖出来，并且反向输送给日本许多假情报，而日本人用来奖励特务的十几万卢布的“信息费”则成了苏联额外的国家财产。正是这次行动成功，他被苏联秘密派到上海执行特殊任务，这也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的名字叫尼科尔斯基，参加1921年中共一大的两位外国人之一！

从嗄丽娅到“西瓜破门”

作为中俄（苏）陆上交通口岸，绥芬河的身上自然少不了那些友谊的话题。

1945年8月，百万苏联红军和东北抗联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旬日之间，势如破竹，大局已定，只剩下东宁要塞还在顽抗。11日，生长在绥芬河的中俄混血小姑娘嗄丽娅为争取和平早日到来，志愿进入日军要塞劝降，却不幸被残杀在台阶上，献出了年仅17岁的生命。为纪念她的英勇事迹，《绥芬河市志》副主编孙伯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挖掘其故事，倡议并策划发起民间建造纪念碑，表达边境人民希望民族友谊与和平的愿望，并得到市委市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支持与帮助。最终，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院长恰尔金院士等三位艺术大师设计的纪念碑，于2009年10月9日落成于市中心铁路大桥东侧绥芬河的一条支流的小河畔，紧邻中俄国际铁路大桥，当年嗄丽娅正是从大桥上走向日军要塞，把纪念碑放在此处，恰好把绥芬河的历史与自然时空衔接在一起。在纪念碑的基座上，镌刻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写给绥芬河市民的一段话：“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花岗岩型如石崖，熔岩流出石缝，化为双翅，凌空招展，宣告邪恶再强大，也不过是历史的一小股逆流。

随着新中国成立，绥芬河的对外交往历史也掀开新的篇章。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绥芬河积极寻找与苏联对面地区开展贸易合作的机会，就在这一年，绥芬河市长应苏联朋友邀请，赴苏联滨海边疆区参加十月革命节，向苏方赠送啤酒、葡萄酒、瓜子和坚果等当地特产。1986年9月5日，苏中边贸关系正式启动，绥芬河市委书记访问苏联滨海边疆区，给对方送去5000个西瓜，人称“西瓜破门”。1987年10月，中苏签署绥芬河-波格拉奇内口岸开展边贸活动所需要的所有协议，在双方边境地区划出易货贸易区。1988年初，绥芬河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提议成立“绥芬河口岸经济特区”，从此两国边贸生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增多，绥芬河的医疗条件也逐渐成长起来。1952年6月，绥芬河开办了一家公立医院，当时只有5名医生，到1955年拥有了牙科诊室和X射线透视机，1957年医生数量增加到17人，拥有10张床位。但一直到1969年该院才开设手术室，1972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救护车，1974年医院占地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医生数量达到52人，固定床位达到40张。当地的老人民医院于1979年奠基，1980年开门接诊，1988年医务人员增加到89人。2015年，新的人民医院投入使用，使得当地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连外国人也经常组团来绥芬河进行医疗旅游。

（现存的中东铁路机车库 新华社）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曾介绍，近年来，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规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先后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等国家级活动，极大增进了双方民众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兴趣。俄罗斯人口学专家伊万·祖延科提到，中国经济活力大，已成为俄罗斯等国人寻找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人们相信，疫情对绥芬河等中俄交往口岸的影响将是暂时的，更坚信绥芬河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