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水墨式呈现那些丢失与凋敝

　　小编的话  贾平凹新作《极花》引发争议。批评者是激愤的，而面对我们采访的贾平凹，是平静的。他说，他的着眼点是在写日渐凋敝的乡村，是思考这么多年里乡村失落的那些东西，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他选择的是水墨画那般的表达。有凝练的勾画，有沉默的留白，有悲悯的情怀，有深邃的思考。还是让文学回归文学吧。

贾平凹：水墨式呈现那些丢失与凋敝

朱砂

　　年初，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新作《极花》问世，一个看似寻常的拐卖妇女的故事，在贾平凹的心中酝酿发酵了十年，落到笔下，好似一幅水墨画，有沉默的留白，也有深切的思虑。

　　但是，贾平凹恐怕从未在创作《极花》的过程中想到作品问世后，自己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批评围绕的核心并非作品的文学性，而是小说是否在为“拐卖妇女辩护”这样的社会话题。日前，本报专访了贾平凹，倾听作家自己娓娓道来创作这部水墨画般作品的心路历程。

《极花》是创作上的新尝试

　　从《废都》到《秦腔》，从《古炉》到《带灯》，贾平凹的作品始终关注乡土，充满现实感。《极花》的故事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只是，这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在贾平凹的笔下，引发了另一番思考。

　　星期天夜光杯：《极花》的故事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您说这个真实的故事在您心里有十年了，这十年里，这个故事是如何从一片混沌到形成清晰的创作思路的？有什么“催化剂”吗？

　　贾平凹：之所以十年里没写，因为不愿仅写个拐卖妇女的故事，因为那么写，不是作家要做的事。当我前年和去年跑了好多偏远的山区，看到了那里衰败的情况，了解了还有那样的一群人，那样的一种生活，我的感触很大，思考了许多社会的人性的东西，便有了以十年前那个拐卖事件为切入口的写作欲望。

　　星期天夜光杯：拐卖妇女的事情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为何用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反映当下中国乡村的凋敝？

　　贾平凹：目前中国农村的状况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多说。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着，我们可能有一肚子学问，在咖啡厅喝着咖啡，高谈阔论着，很高尚，很优雅，但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另一群人过着另一番生活。当你了解了，你就得思考这是为什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之所以用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作为切入口和框架来写，我在《后记》中也写了，这个事情深深刺痛着我，已经有十年了，需要找到一种形式表达出来；而且，我是想以一个拐卖妇女的眼睛来看时下农村，可能更真实些，更有她的强烈感受；更主要的，是我曾经用过其他角度和题材来写农村，从各个方面来观照中国的现实和农村的现状，小说如《秦腔》《带灯》，散文有《定西笔记》等。《极花》只是我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是我在创作上进行的一个新的尝试。我并没有想着用一部作品解决所有的农村问题。

　　星期天夜光杯：《极花》只有十五万字，几乎是您写的最短的长篇小说，您说自己在做减法，减掉的是什么？

　　贾平凹：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再加上采用的形式不一样，就写成了这个样子，在《后记》中我也说过了。

作品引发社会问题讨论是好事

　　《极花》的问世，引起了大量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争议。有人批评贾平凹的《极花》是在为拐卖妇女辩护，也有人认为，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

　　星期天夜光杯：您写《极花》的初衷是什么？对于大众对《极花》的解读，是否觉得失望？

　　贾平凹：我的初衷是写农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它丢失了什么，丢失的东西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种困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困境，是社会的，时代的，人类的什么困境？社会的痛和人性复杂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农村的前景在哪儿，农村人如何生活得幸福和有尊严？作品出来，怎样解读，那是个人的事，但不管如何解读，作品能引发社会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件好事吧。

　　星期天夜光杯：这么多年您一直在写乡村的故事，写了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贾平凹：我是越观察、了解、书写乡村，我是越苍凉，越矛盾，越混沌，农村已不是歌颂或批判、激进或保守的问题，写作常处于两难之间，在两难之间写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痛苦无奈。从理性上，似乎什么都懂，都明白，从感性上，又陷入悲伤茫然。但我是作家，作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真实真挚地去记录这一历史的节点，而在这种记录中做出自己的思考，寄托自己的感情。

文学作品需要多义性和前瞻性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但终究不只是停留在现实的事件中。贾平凹说，小说的生成既在自己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在自己的掌控中。原定《极花》的主人公胡蝶只是要控诉，写着写着，故事里便有了另一番滋味。

　　星期天夜光杯：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与当下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贾平凹：写作的素材都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引起社会关注这是必然的，但文学作品不同于新闻事件，它在文字之中或文字之外，注重的是作品的独立思考，在追究社会的隐痛和人性的复杂，文学作品要具有多义性和前瞻性。如果仅是一个事件、故事，那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解读，如果从一个角度而引起社会关注，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关注这件事，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都来解决这样的事，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是多好的事呀。但对于文学作品，争论和评价还是从作品出发，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基本规律的。

　　星期天夜光杯：作家最难在于突破自己，您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贾平凹：一个朋友曾给我讲过他读过的一个故事，我想在这再讲一下。

　　故事是：古鲁的年轻弟子们恳求他传授起死回生的密咒。古鲁说：你们怎么会要去做这样危险的事呢？弟子们说：没什么，这只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古鲁说：我的孩子，过早地知道可是一件危险的事啊，当一个人还没有拥有驾驭它的力量时，它就是危险的。弟子们坚持要学，古鲁就传授了密咒，并提醒他们务必小心使用。后来，弟子们在沙漠中旅行，他们看到路边有一堆白骨，想：这是试验一下古鲁的密咒是否灵验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席地而坐，开始长时间冥想。当他们念出密咒，那堆白骨上顿时生出肌肤，变成了一群贪婪的饿狼，把他们扑倒在地，撕得粉碎。

　　这个故事我听了，我深深地知道我的力量不够啊，在企图突破自己时，常常力不从心，是那样艰难。

采访手记

　　贾平凹每每推出新作，总是会受到关注，只是，这一次的《极花》，把贾平凹再次推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引起争议的并不是作品的文学性，而是小说中的“导向性”。最尖锐的批评声来自于女权主义者，他们对贾平凹的批评包括“重度晚期男权社会里的受益者”、“过错伤害论者”、“替拐卖妇女辩护”。

　　复杂的社会，多维度的人性，本是文艺作品创作的源泉，小说《极花》从拐卖事件、贫困山村的婚姻问题入手，不过，作家的着眼点是在写日渐凋敝的乡村，是思考这么多年里乡村失落的那些东西，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批评者是激愤的，而面对我们采访的贾平凹，是平静的。或许，这些日子里他也有无奈和委屈，但他终究愿意平静地看待这些来自外界的批评。他说，对于一个作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一部文学作品引起了大家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思考，终归也不是坏事。

　　作家有作家的使命。作家是时代的观察者，用艺术的方式记录时代的模样，种下思想的种子。作家笔下的故事，有千百种姿态，这一次，贾平凹选择的是水墨画那般的表达。有凝练的勾画，有沉默的留白，有悲悯的情怀，有深邃的思考。

　　还是，让文学回归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