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

　　小编的话 人们常以为，像杨绛先生这样有学问的学者，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模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为夜光杯读者回忆他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滴。

　　（1981年，全家合影，左起：杨绛、钱锺书、钱瑗）

　　【作者简介】

　　李景端 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系。曾在外贸部、商业部等机关工作，1975年进入出版界。1979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历任《译林》主编，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副会长，福建师大兼职教授。曾在报刊发表文章二百余篇，已出版《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翻译编辑谈翻译》等散文集，即将出版回忆录《风疾偏爱逆风行》。

杨绛：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

李景端

　　一

　　杨绛先生走了，按说寿高百零五福终，在民间称为喜丧，但内心还是无限伤感。近几年老人听力极度衰退，每逢她生日或新年，我都是通过服侍她的梅月阿姨，转达我的祝福。今年春节，电话中得知老人身体依然康健，我备感欣慰。入春后，时常关照她的傅研医生（已故施咸荣儿子施亮之妻）发现老人饮食欠佳，就将她接到自己主管的泰康老人公寓休养，情况一度好转。但不久出现肺部及肠道异常，随即转送协和医院。此病虽非绝症，但毕竟年迈器官衰竭，终告不治。

　　杨绛先生去世后，对她的人品和学识，学界无不交口赞誉和深深怀念。但网上也出现一些杂音，如说她的与世无争，是“隐秘的利己”。还说她的低调，是什么“回避现实的自保意识”。我与杨绛相识三十多年了，彼此是翻译界的同行，因为我上过清华大学经济系，所以她又是我的前辈校友，有时也常同她回忆清华园中的往事。在我的心目中，杨绛无疑是我由衷崇敬的良师益友。我与杨绛交往的经历，有些虽年代已久，但仍历历在目。她饱学广识，但名人也会有偏见：她有过人独到之处，但也有常人的某些不足；她注重克己自律，但有时也难免会有凡人的习俗。所以对她盲目膜拜，或刻意抹黑，都不是对逝者应有的尊敬与怀念。我觉得，杨绛身上有种难得的高尚情操，表现在：与人为善，绝非不讲原则；是非明白，只是无意张扬。几十年来，她同我一直保持函电来往，我受过她夸奖，也挨过她的批评。本文只就我的记忆，回顾几桩与杨绛交往的故事。

　　（2012年，杨绛在家教施亮和傅研夫妇做保健操）

　　二

　　1979年我奉命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我前半生跟文学从不沾边，在外语界更毫无人脉，所以极力想延聘名家当编委，好得到专家的指点。经戈宝权先生介绍和力劝，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均破例接受出任《译林》杂志的编委。当我把拟请编委名单送给我的顶头上司审批时，此人长期搞政治宣传，根本不了解钱锺书夫妇在学界的成就。他问我：“杨绛是什么人？”我答：“是钱锺书夫人。”他说：“这不是开夫妻老婆店。”随手就把杨绛名字删掉了。在那个年代，上司的决定，我只能照办，无奈自编个理由，说《译林》刚创办，编委想分批聘请，等下一次再请杨绛先生。谁知不久就收到钱锺书先生退回的聘书，说他们夫妇“才疏学浅，难当重任。”这一下我那位顶头上司又急了，要我再去聘请钱杨夫妇。这可把我为难煞了。没办法，只好写封认错检讨的长信，托戈宝权务必亲自上门，替我再请钱杨夫妇。算我运气好，居然成功了。事后我问戈宝权，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他们二老再次同意受聘，他答，是杨绛看了长信说，这事就别为难李景端了。也许正是出于“别为难我”这样的慈心善意，杨绛不仅为《译林》的发展出了很多力，我自己更是从她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教益。

　　已经为文化界许多人熟知的“译林事件”，就是明显一例。1979年末，《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冯至先生写信向胡乔木同志告状，批评《译林》“趋时媚俗”、“五四以来出版界从未有过的堕落”、“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这种不实指责，遭到我们以及文化界许多人的抵制。后来在胡耀邦和王任重同志的干预下，江苏省委对《译林》没有追究，冯至先生也把江苏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我请到他家里向我们表示了歉意。但是他对《译林》译介西方当代通俗文学的偏见并未改变。在他的影响下，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外国文学圈子里不少人，形成了对《译林》封杀的态势。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对冯至先生这种做法有看法，认为《译林》介绍反映社会现实的通俗文学没有错。他们俩不仅破例接受出任《译林》编委，并在给我的信件中，多次表达对冯至批评的态度。如说“没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还有人搞大国主义”、“那些权威根本不懂什么是文艺社会学”等。为了表明与这股封杀《译林》的势力有别，《译林》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议之际，钱锺书和杨绛还极为罕见地联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支持《译林》的贺信。

　　到了1999年，我在出版的《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提到这桩往事时，考虑到冯至先生已经作古，因此没有埋怨他，反而写了一些为他辩解和敬仰的话。哪知杨绛读到后特意用毛笔字给我写信，指出我在书中所说，实乃“皮里阳秋”。起初我还不懂这句成语的含义，查了词典之后，才明白杨绛是说我书中所写的分明是言不由衷。由此可见，对于冯至“告状信”这一旧案的是非，我确有心里明白装糊涂之嫌，反而是杨绛，是非之别几十年也没变。

　　（2002年，本文作者与杨绛在她家书房合影）

　　三

　　许多人都知道，钱锺书有点清高自负。在他给我的信件中，确实有对陈冰夷、卞之琳、吴晓铃等人有批评的话。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并叮嘱过我，不可对他人言。在社会上出现“《围城》热”之时，有人出高价想买我收藏的多封钱锺书信件，均被我拒绝。杨绛获知后，对我肯定说：“你做得对！这是锺书对你说的私房话，不能拿它卖钱，这是做人的原则。”这话我记住了，杨绛生前我也坚守了对她的承诺，至今从未予以披露……

　　钱、杨二老远离沽名钓誉的事例很多。有一阵，出版界刮起“傍名人风”，出书常尽量与名家挂钩。有一次，有出版界朋友想出版一套《优秀女作家作品选》，知道我与杨绛熟悉，就托我向杨绛请求，希望得到她作品的授权。

　　杨绛问我都有哪些女作家，我说大概有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人吧。她立刻回绝说：“我既不是优秀作家，也不是书香淑女，更不想引发争议，这事别找我吧。”我知道她有自己的原则，多讲也没用，只好作罢了。

　　四

　　有一次我去看杨绛，正好那时市面上出现好多种署名季羡林主编的套书。她对季老自然很了解，对我说，季羡林乐意帮助人，现在年纪大了，太好说话，如经不住别人缠说，就容易答应当这种主编。也有人找过我，都被我拒绝。那天我还问她，钱先生和你向清华捐了那么多版税稿费，为什么没署你们的名字，只用“好读书奖学金”这个名称？她答，我们希望学生们要记住的是“好读书”，而不是我们的名字。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一直反对无锡建立“钱锺书故居”。不料当地还是执意建立起来了。杨绛一直未予承认，并拒绝向他们提供钱锺书遗物。她曾对我说，无锡的那所房子，是钱锺书叔父家的，不是钱锺书的故居，里面摆的什么床，根本不是我们睡过的。更令杨绛反感的是，有一年社科院有个单位，要在无锡“钱锺书故居”举办一次有关钱锺书的研讨会。杨绛得知后不但不支持，还较真起来，特意写信给院领导，表示“故居不实，开会不当”。有次在她家说起这件事，我说：“你白写信了，人家故居照办，会议照开。”她显得无奈地说：“我无力反对，但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我的态度表明了，别人听不听，我就管不了了。”

　　我还知道，曾有人想出版《钱锺书藏画集》。杨绛说，出版藏画可以，但别挂钱锺书之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钱锺书传》，杨绛当即写信给我，说该社出版此书，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后经我了解，此书内容系钱锺书堂弟提供，内容基本真实。我如实禀告杨绛后，她坚持说，锺书不想为自己立传，要我转告该社别再印了。他们家一直住在三里河旧房的四层，领导上考虑老人上下楼梯不便，几次提出给他们换个有电梯的新房，也都被杨绛婉言谢绝。梅月阿姨告诉我，杨绛资助过好多位穷学生和阿姨老家有困难的乡亲，对此老太也从不让留名。

　　（2000年，杨绛用毛笔写给作者的信笺）

　　五

　　杨绛宽厚待人的品格，在对待《堂吉诃德》中译本的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她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中译本，而且获得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国王大十字勋章。但在九十年代，一度刮起了批评杨译《堂吉诃德》之风。先是批评她，把一个雄壮无比的女汉子形象译为“胸上长毛”，是明显误译。随后更有一位西语教授批评杨绛译本“任意删节”，是翻译的“反面教材”。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点过分，曾电话向杨先生求教。她先是叫我不要去辩解，但在我多次请求之后，她才函复我。大意是：译成“胸上长毛”，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至于她的译本字数比别人少，是她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点烦”，在保留原意前提下，删去了多余的赘文。

　　得到杨绛的解释后，我立即发表了《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一文，替杨绛辩解。随后有好多位翻译家，也在报上对杨绛表示支持。联系那时有文章对傅雷、朱生豪、董乐山等名家译本的批判，提出要抵制“刻意挑名家之错”这股歪风。就在许多人以为这场争论大有扩大趋势之际，杨绛突然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不要小题大做》一文。文章写道：“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在西语方面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同时文章指出，是我主动向报界透露了她的一些看法，并非她要为自己申辩。表示欢迎大家对自己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杨绛如此高姿态，果然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后来我上北京去看望杨绛时，她还笑骂我：“就你多管闲事！”尽管我不认为我这是多事，但我领会老人家与世无争的宽厚态度，自然也默然接受了她的批评。评论译本的争议，这本来是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可贵的是杨绛面对批评的谦逊态度，这一点，值得译界敬重与弘扬。

　　六

　　通常人们常以为，像杨绛这样有学问的学者，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模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施咸荣的儿子施亮对我说过，前几年他患耳疾，听力下降。有年春节，他和妻子上杨绛家拜年。因为杨绛也有听力障碍，就热情地教施亮做改善听力的保健操。老人不但口授，并亲自做示范动作，还要施亮妻子监督丈夫坚持做。施亮说，老人那亲切随和的神态，就像邻家大妈。

　　这一点我也有同感。2007年国庆前后，白先勇邀请影星林青霞以及香港金圣华和我等友人，到北京新开张的国家歌剧院，观赏他策划演出的新编昆曲《牡丹亭》。青霞仰慕杨绛和季羡林两位大师的学术造诣，意欲前去拜访。她得知我与这二老均熟悉，就托我代为引荐。后来青霞与季老的会见，成了文坛一则佳话。遗憾的是，当时杨绛被她侄女陪送大连休养，使青霞与她失之交臂。事后我上杨绛家，转达了青霞对她的问候，并代送给她一盘青霞演出的光碟。交谈中，杨绛问我：“林青霞是不是就是跟孙连仲儿子谈过恋爱的明星？”我答：“是呀。”心里奇怪，老人竟连秦汉的父亲都知道。随后又聊起了台湾文化圈里一些人的话题。杨绛对我说，以前她也看一些通俗文学，像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周瘦鹃的小说都看过一些。但对琼瑶小说不大爱看，觉得太煽情。还说她以前也听邓丽君的一些歌，后来因耳背就不听了。那次聊天给我的印象是，老人虽然深居寡出，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她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兴趣也是多方面的，她就跟普通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喜怒哀乐。

　　上述种种，虽不能勾勒出杨绛先生的全貌，但足以说明，她不愧是一位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杨绛先生的学者风范和优秀品德，将会永远留在后人的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