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和毛边本及其他

　　小编的话  读毛边书时须一边看一边裁开，既然有这层麻烦，为什么唐弢以及更早时鲁迅等都对此颇有兴趣？这背后除了审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唐弢先生）

　　唐弢和毛边本及其他

　　陈丹晨

　　【作者简介】

　　陈丹晨 笔名丹晨。浙江宁波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中国文学》杂志社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巴金全传》《走近巴金四十年》《在历史的边缘》《美和死亡》等二十余种。

　　一

　　我一向喜欢读陈子善兄的书话文章，有一次发现他断断续续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毛边本的文章，其中谈到他先后收藏唐弢先生著作的毛边本有《短长书》（1948年版）、《上海新语》（1951年版）、《晦庵书话》（1983年版），以及他在范用藏书中看到的《识小录》（1947年版），共四种。他还收集到冯雪峰的诗集《灵山歌》也曾采用毛边本。

　　在我有限的藏书中，也还有子善兄没有提及的唐弢先生另两种毛边本：《生命册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的美学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都是当年唐弢先生惠赐的。试想一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一年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竟有两种（也许还有更多，我没有细查）都曾制作成毛边本，可见作者的雅好，多么钟情于毛边本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了。我也因此更加感到这些书的珍贵。

　　子善兄对毛边本的渊源流行多有论及，指出“装订不切边的毛边本是舶来品。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印刷品中，毛边本颇为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勃兴，由于周氏兄弟大力提倡，毛边本也成为新文学出版物中的大宗，有毛边书，也有毛边杂志。”说到图书印刷装帧的历史，我以为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大家都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和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简和帛制作的书籍，到东汉时期才渐渐被纸张所代替，但这都还是手抄本。雕版印刷肇始于隋唐，到十一世纪宋朝时才盛行起来，木版雕印的技术达到了一个高峰。现在谁若拥有一册宋代的刻本，真的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了。据说欧洲比我们晚了近四个世纪左右即十五世纪，而且还是由中国传入欧洲首先是德国。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流行的书籍装帧一直采取线装书形式，直到晚清受了日本新出版物的影响改用所谓“洋装书”。其实日本原来也是采用中国线装书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改用欧洲的书籍装订形式，结果成了媒介倒过来传入中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更是广泛普遍流行至今。洋装书的毛边本就是把书装订后将另三个边缘不切齐，读书时须一边看一边裁开。

　　以那时欧洲人读书常备一把裁纸刀，用来裁书页，有时还起了书签的作用，读书临时中断就把裁纸刀夹在其中。裁纸刀也会做得很精巧有味道，如有用象牙制作的。我的书桌上就有一把铜质的裁纸刀，是友人访问法国回来送我的小礼品，刀形如剑，刀柄正反面是两个浮雕，一面镌刻着拿破仑头像，一面镌刻着铁塔。但是，这样读书是不是会有很麻烦的感觉呢？这就要说到读书的环境和心情了。特别是读小说一类的书，是被看做闲书，用来消遣的，所以不疾不徐，从从容容，边看边裁。我已记不得哪部外国小说里，写女主人公正在读书，突然看见男主人公来访，心慌意乱，站起来时，把书和裁纸刀一起滚落在地。就是说这样的事。子善兄文章中说到他所收藏唐弢的《上海新语》和冯雪峰的《灵山歌》都是从旧书店购得的，且有原作者题签送友人的，但未裁开，说明受赠人没有读过此书。书和人一样，赠者已逝，不再能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不然可能会有点遗憾或尴尬吧！

　　毛边书既然有这层麻烦，为什么唐弢以及更早时鲁迅等都对此颇有兴趣，喜欢把书做成毛边由读者自己去边读边裁？我想因为他们都是嗜书如命的人，不仅饱读群书，而且爱书惜书不啻如对自己的亲人。凡出版新作犹如创作一个艺术品，连封面设计、字体大小、排列方位以及装帧都有设想和讲究，求其美观，与书的内容融汇成整体。所以唐弢先生承认自己对毛边本有特殊癖好，因为他“觉得毛边书朴素自然，像天真未凿的少年，憨厚中带些稚气，有一点本色的美。至于参差不齐的毛边，望去如一堆乌云，青丝覆顶，黑头满发，正巧代表着一个人的美好的青春。”

　　但这一切，在万事（财富、成名等等）求快求速成连文化也都盛行快餐速食式的社会环境里，毛边本这样的书籍装帧大概也不会受待见。只有对读书乐此不疲、乐而忘忧、乐在其中的人们，还会深得个中三昧，看到一个稚气未凿的少年青春。

　　二

　　说到唐弢先生惠赐的著作除了上述两种毛边本，我的手中还存有《书话》《创作漫谈》《海山论集》《回忆·书简·散记》《唐弢杂文集》，如果连同他和严家炎学长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前后共有八种，可说是厚重的馈赐。对于先生全部著作而言，虽只是一小部分，却似记录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先生和我三十多年的忘年友情。每本书先生都有亲笔题签“丹晨同志指正”这样的话，使我受宠若惊。先生是前辈老师，我在他面前总是执弟子礼，但先生却视我如平辈朋友。轻抚翻看这些赠书仍像听到先生爽朗洪亮的家乡官话，感念他的恩惠和关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到外文版《中国文学》工作不久，编辑部要我编辑一个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的纪念专辑。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期间，百物萧条，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却相对比较松动，所以我建议不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而是组织有关作家写一点回忆文章，对外国读者来说比较亲切，可能容易理解接受；同时再编发一些鲁迅原作。编辑部领导要我去征求专家意见，我就去拜访了唐弢先生，他提了许多想法，譬如选鲁迅的作品十三篇，其中有小说《狂人日记》《祝福》《伤逝》以及散文、散文诗、政论文（杂文）等不同体裁，所选篇目都有先生的考虑在内。邀请哪几位作者写回忆文章也有先生的意见，最后确定许广平、孙伏园、李霁野以及先生共四位，都是鲁迅先生生前的亲友和学生。后来都译成英文出版，得到读者好评，也成为一些驻外使馆介绍鲁迅的主要资料。这其中就有先生的心血，是外人不知道的，先生却默默做了，我和先生的忘年交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唐弢先生原来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1959年来京之前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化局副局长。因为周扬指示文研所要以理论和现当代文学为研究重点，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何其芳特地亲自到上海邀请先生，并且答应专门为他找几间房屋存放书籍，可说对他十分尊重优渥。先生早期一直在邮局等工作，同时从事写作不辍，三十年代起就是名闻遐迩的杂文家，主编过有影响的杂志《周报》和文汇报副刊等。现在让他脱离行政职务完全致力于学术研究，这就显得很稀罕难得了，却也正符合先生的本意。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正住在张自忠路人民大学内的普通宿舍楼里，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和书籍，也没见到其他家人，谈话间他也显得有点寂寞。我因初见，不好意思多问，估计那时家还没有完全搬来安排妥齐。那次他应邀写了《琐忆》，谈他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和印象，译载于《中国文学》第九期，编辑部领导赞扬说先生写的文章很适合外国读者。后来他多次收入自己的文集里，说明他还是很重视此文的。

　　正因为这样，后来又请先生为《中国文学》译载鲁迅的小说《白光》和《长明灯》写解读文章。这已是1963年的事了，我去看望他时，先生已迁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8号，是个四合院，与上次不同的是家里显得人多很热闹，他专门领我到一间屋子里参观他的藏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私人藏书竟像图书馆里的书库一样，环屋都是书，满满地整齐地挤放在书架上，书架高到房顶，排列成行，只容一人身躯才能通过，都是晚清民国以来的期刊和文学书籍。看见我惊讶稀罕、眼花缭乱的样子，他笑着说：“这还不是全部。”他指着其他几间房子说那里都散放着许许多多的书刊。

　　我很早就读过先生的文章，也知道他的藏书是有名的。但今天看到了实物仍然使我大开眼界，犹如进入到一个书的海洋，感到那么新奇。“文革”发生以后，人们处境都不好，自顾不暇也就疏于往来。1973年，我下放干校三年后回京，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十分惦念亲近的师友安危，就去一一看望。这时先生已经搬迁到永安南里学部（今社科院）宿舍楼。他因为两次心梗，所以没有下放农村。虽然他的外貌没有大的变化，饱满的天庭，丰腴的脸颊，宁波官话声仍然洪亮，但是明显的是，说话不像以前那样自然畅快了。六七年的“文革”经历，使人们的精神无法不感到压抑。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在这样畸形的环境里，我们感到特别亲近和温暖，聊天的内容也就比较开放了。

　　他的新寓所有一间会客室，两边是书柜，我们隔着桌子坐在椅子上聊天。看到这个十多平方米逼仄的房间，我就想起他的藏书，禁不住问他：“这些藏书放在哪里呢？”他那苦笑的样子至今仍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他摊开两手无奈地说：“全堆在那里呢！”四个房间仍有一个全部存书，其他房间壁柜过道里也都堆满了书。近日遇到一位当年帮他搬家的文研所友人，说那时看到他的藏书之多吃惊得不得了，与我初次见到时竟是一样的反应。

　　上个世纪末，巴金曾对文学馆负责人说：一定要争取唐弢先生同意将来把他的藏书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他的藏书就有了文学馆的一半。可见他的藏书之丰富，版本之珍贵。先生辞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言果然全部捐赠给了文学馆，图书多达二万多种，期刊一万多种。他的藏书是非常专业性系统性的，许多珍贵罕见已经散佚的版本都在他苦心搜集网罗之中。仅毛边本就多达一千多种，更加证实他对此的重视和爱好。

　　在中国私人藏书家中，以收藏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书刊最丰富齐全来说，非唐弢先生莫属。他完全没有世俗功利和经济价值的考虑，只是出于对文学的醉心爱好和睿智深邃的眼光，去苦心孤诣地追寻和搜求；他一生都是工薪阶层，收入有限以致有时生活再拮据艰难、环境再恶劣，如上海沦陷和“文革”狂乱，也从不放弃对书刊的保护和珍藏，几乎是与自己的生命系在一起了，才能毕一生精力铢积寸累集其大成，无私贡献给了公众。

　　三

　　1973年初，我去看望唐弢先生时，他有点意外，又很高兴。因为那时一般朋友同志之间都不敢来往，以免惹是生非。林彪事件发生后，整个气氛更是诡异，大家心里都有许多疑窦和困惑，但又不敢敞开对别人说，因此很苦闷。但是，我见到他却一点没有顾虑就随意说了起来，譬如我们还谈到巴金，彼此询问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说好奇怪，好像全国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专门被开全市性批斗大会批斗，巴金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吗？他仍然称巴金为“老巴”，也很诧异，说曾向好多个朋友像黎丁（光明日报编辑）、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打听巴金的下落，都不清楚。愈是这样愈使人担心疑虑，似乎生死不明。我听了越发感到他对朋友的仁义在这种时候尤其可贵。

　　不久我因公去上海，特地设法探访了巴金，回来就向唐弢先生报告。他听说巴金已从干校回到家里了，竟兴奋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和巴金也就此恢复了通信联系。巴金在最初信中说：“这一年中好几位朋友对我谈起你，谈起你对我的关心。”“现在能写这封短信向你表示谢意，我也感到高兴。”

　　唐弢先生是权威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有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但我以为影响最大最突出的还是他的杂文创作，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蜚声文坛，是现代文学史中一位杰出的杂文大家。他对社会、时政、文艺以及世俗人情都有广泛的议论，深邃的睿见。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位文体家，短短的一篇文字，有布局有气势，遒劲酣畅，构成独特的风格；他很讲究语言的简练和形象，富有节奏感。因为他把杂文看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在说理同时追求艺术形象的表现力和情感抒发的感染力，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在高度的战斗精神中，别有一种使人颠倒的魔力。这是一首首的诗，一篇篇的散文。然而果真是诗和散文吗？却又似乎并不是——这末一着，就决定了杂文的独特的形式。”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

　　我知道他爱杂文，喜欢写作杂文，把杂文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但是，他后来几乎不写了，再后来就成了“转业”到研究领域里了。那时我在一家报社编文艺版和副刊，就邀约他写稿。他一直没有写。有一次，我问及他为什么杂文写得少了，不写了。他默然，沉吟，半晌，然后说：“现在不好写啊！——你说现在怎么写啊？”这回轮到我哑然，无言以对，却感受到他对自己的“转业”虽然也很有兴趣，但停下写杂文的笔未必心甘情愿。

　　这个时期我们闲谈时我也会谈些报社的见闻。1975年报社应上面之命，要办四个学术专刊，这在学术荒芜的“文革”时期是很异样的事。文学专刊由我和乔福山负责，总编辑莫艾要我写一篇发刊词。我写了以后，送莫艾审阅，他又送到姚文元那里审定。姚看见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话，就对莫艾说：“这是毛主席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这里就不要引用了。”莫艾向我传达后，我问：“有没有说什么原因？”莫艾当然无法也不便回答。我心里何尝不明白如今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双百方针，连说空话都是忌讳的。我就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唐弢先生，说：“既不让引用，他自己又不动手删。将来追查起来，谁删领袖的话又是一桩罪名。”这时先生好像边在思索边用他的宁波官话慢慢地一字一字地说：“姚-文-元-同志现在是政-治-局-委-员……”我说：“是啊！直接管我们的工作……”我忽然想起说：“他是姚蓬子的儿子，先生过去应该认识的吧！”他说：“他小时候我就见过。”姚蓬子虽然历史上有污点，后来办作家书屋，与一些左翼作家还有交往。同在上海，先生当然是熟悉的。他听了我说的情况，说：“啊！他很有办法啊哦……”言外之音我当然听懂了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在先生家里聊天。我们说到刚刚发生的“四人帮”垮台的事，都很兴奋，还议论说：像姚文元这样一个上海报馆里的中层干部忽然提升成中央领导，显赫一时，真应了这样的话：朝为庙堂客，暮为阶下囚。世事难料，历史老人还是公平的。唐弢先生特别说了一句：“文革”前他在上海，作家们就很讨厌他，说他是棍子。因为他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学术内容，十有八九都是大批判。被他批判过的作家成十上百。”我说：“这样的人被宠幸重用，真是不可思议！”

　　与唐弢先生最后一面是在1990年春，在鲁迅博物馆举行《高长虹文集》三卷出版座谈会。一张长长宽宽的会议桌都围坐满了。我抬头看见正是好久没见的唐弢先生就坐在正对面，我们互相用手和笑容打了个招呼。当会议结束时，我刚站起来，忽然看见先生顾不上别人与他说话，匆匆地从桌子那边绕过来，涨红着脸，有点紧张有点很不解的样子，又充满着关切地握着我的手说：“怎么这次把你也扯进去了？！”

　　我忙解释说：“没事，没事的。我现在很好。谢谢了！”因为满屋子都是人，实在不便深谈。又有别的人来招呼说话。就这样我们分开了，没有再说什么，而我也没有接着就去先生寓所看望向先生说说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