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兰：以舞台为家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因病于4月19日17点18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徐玉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起她加入上海越剧院，代表作《北地王》《西厢记》《春香传》《红楼梦》《追鱼》《西园记》等深受观众喜爱。

        徐玉兰与新民晚报夜光杯也有很深的渊源，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是夜光杯的作者，将她舞台上下的感悟呈现给观众、读者。她说自己是一个“长期以舞台为家的艺术工作者”，即使退休，仍心系舞台，关注青年越剧演员的成长情况。今天摘取其中几篇文章，让我们在徐玉兰的文字里缅怀大师。

　　（徐玉兰在晚报上最早发表文章要追溯到1956年1月4日）

　　朋友们，努力吧!

　　徐玉兰

　　12月27日上午，我参加了文化局为欢送新新越剧团而举行的茶会，感想颇多。

　　记得1952年的7月里，上海的越剧界也举行过一个欢送会，那是因为“玉兰剧团”要到北京参加总政文工团了。那个欢送会开得是不够热烈的。被欢送的人都有点“强作欢颜”的样子。就拿我这个“团长”来说吧，已经到了开会的时候，我还被关在家里，经过与家庭环境的斗争，又亏得同志们设法，才能脱身。等到走进会场一看，大多数同志的眼皮都是红红的，用不着说，刚才和家人分别时是哭过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客观的原因，自然是家人的牵累。可是我们主观上对那次北上是缺乏正确的认识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说服家人反而受家人影响的问题所在。

　　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在进步，人也变了样子。新新越剧团到西北去，就是最生动，也最具体的证明，欢送的人和被欢送的人那种兴奋的情绪，都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没有丝毫的勉强，也没有丝毫的做作。“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现象在我们之间逐渐消失了。

　　那天，我问新新越剧团的一位同志，到西北要几天的路程?他轻描淡写地说:“两天两夜。”我一听，也觉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在1952年，我们就会产生那种奇怪的想法，将只需要两天一夜就可到达的北京估计得不知道有多少远，又有多么陌生。

　　伟大的现实鼓舞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的视线开始放长，心胸开始扩大了。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固守在上海一地，不满足已有的观众数字，我们要争取更多更新的观众，他们就是为祖国的工业建设付出忘我的劳动的工农兵。祖国人民在那里劳动建设和生产，我们就要在那里演出。

　　亲爱的朋友们!此去西北，你们将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接触到一些新的人。他们一定会无私地爱护你们，也一定会严格地要求你们。严格的要求就是为了无私的爱护。希望你们珍视这一点，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帮助我们前进的最可靠、最有效的保证。

　　亲爱的朋友们!生长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幸福的，假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力量把每一个角落都变成美丽的花园，那我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努力吧!

　　（1986年11月5日夜光杯上刊登徐玉兰、王文娟合写的文章）

　　每当演《红楼梦》的时候……

　　徐玉兰 王文娟

　　每当演出《红楼梦》，在我们的记忆中常会出现一段既严格又亲切的话语:“《红楼梦》这本古典名著许许多多的人读过。凡读过的人，头脑里都有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要演好他，一定要到原著中去找‘自己’的形象。你们主要演员起码要通读十遍……”对我们谈话的人，就是我们原来的市文化局长徐平羽。一九六○年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

　　决定排演这部古典名著是在1955年，当时我们两人对能否演好宝玉和黛玉毫无把握，顾虑重重。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的徐平羽，了解到我们的思想后，百忙中来到剧团，进行鼓动，还说:只要肯下功夫，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演好的。

　　不久，玉兰被借到一团，和袁雪芬合演《西厢记》，出访苏联和民主德国，同去的有范瑞娟、傅全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旅途遥远，从中国到苏联九天，苏联到民主德国五、六天，来回将近一个月的路程，玉兰便在车厢中通读了三遍《红楼梦》；文娟在上海更有充裕的时间作准备。通过这样的阅读、思考、剖析，脑子里的人物渐渐清晰起来了。彩排时，戏还很粗糙，我们很担心，徐平羽看后高兴地说:“我看可以嘛，有那么一点影子了。”又一次鼓舞了我们的信心。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们越剧院二团接到出访越南的任务，徐平羽同志担任团长，我们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带出去的剧目有《红楼梦》、《追鱼》和现代戏《党员登记表》。他对艺术要求精益求精，从每出戏的剧本、表演、舞美都反复推敲。《红楼梦》原来演出要三个半小时，为出访需要，压缩到三小时，为不损其筋骨，多次研究修改。在国外演出中，他尽管有繁忙的接待任务，可每场演出，他都在台下仔细观看。当时条件很艰苦，往往都在有几千观众的广场演出，他就在台下边看、边观察群众的反应(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是容易动感情的，每次看到“金玉良缘”，都要流泪。等我们下场，他总是鼓励说:“今天不错。”同时，又对表演、灯光、效果中每个细节不轻易放过，研究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就连每天清晨练功，也紧盯不放。

　　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们二团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巡回演出。那时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又正是“大跃进”年代，剧团要实行六边:边演出、边宣传、边创作、边排练、边劳动、边生活，每到一地，放下行李，就到田头、马路、街头宣传，晚上演出，忙得头昏脑胀，又没什么营养。一次有个演员在商店买了些虾米，便被开大会批评。有的同志生病发高烧，见医院边的水果摊，也只能克制着，不敢问津。回上海后，徐平羽知道了，狠狠的批评了剧团领导(当然他也是受左的影响)，他说:党没有这个政策，发给个人的工资，就是给她们增加营养的，怎么可以限制别人呢?

　　想起这些，就对徐平羽同志的去世哀念不已。

　　（1994年11月26日，徐玉兰亲自撰文向喜爱她的观众介绍自己的退休生活）

　　退休以后……

　　徐玉兰

　　三年多前我从“红楼剧团”退下以来，经常接到相识的、不相识的观众朋友们的来信、来电，他们关心着我的身体状况，关心着我退休后的生活，有的还关切地希望知道我“现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一个曾经长期以舞台为家的艺术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听到来自观众朋友们的声音，对我是一种信赖、爱护，更是一种激励、期待。

　　我12岁开始学习越剧表演艺术，六十多年来，除了“文革”十年，我几乎未曾离开过越剧舞台。我把“退居”视为自己向年轻人交班；越剧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是年轻一代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所以人虽退休，心却仍系着舞台，尤其关注着青年越剧演员的成长情况，从上海到外地，从专业剧团到业余演员，只要说一声需要，我都会乐意前往观摩或辅导。今年八月间，浙江“小百花”会演前夕，宁波、诸暨等一些专业“小百花”和业余性质的常州越剧联谊会都专程来上海要我辅导，我感到义不容辞，尽管炎暑酷热，我仍如同本职工作一样，一一去作现场辅导。后来在会演中，不但宁波、诸暨的专业“小百花”都得了奖，常州越剧联谊会中几个十来岁的小演员也得了奖。消息传来，我高兴得好像也年轻了许多!

　　越剧事业能有今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长期追求、实践的结果，作为一名过来人，我深知其中甘苦。趁自己有生之年，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的历程作认真的回顾和总结，既为往者，也为来者，同样还可以算是对我们钟爱的越剧事业的又一种“交代”。这几年中，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顾振遐编著的《徐玉兰唱腔集成》，接着是上海电视台张戈导演录制了八集电视艺术片《徐玉兰艺术集锦》，都从艺术实践的角度，全面而形象地总结了我越剧舞台表演方面的经验教训；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孝思撰写的《徐玉兰传》，以我生活历程为主线，记下了我在长期艺术追求中所走过的一步一步足印，也是对前两种总结的补充和背景展示。我很感谢并十分珍视这三位同志的合作和他们的辛勤劳动成果，好像会时时提醒我、催促我，应该为越剧事业再做些什么……

　　我总觉得我的越剧舞台生命还没有打上句号。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五月，我随红楼剧团先后去香港、台湾，在香港，我分别和王文娟、傅全香搭档演出了《上林苑》、《西厢记》(片断)；在台湾，我和王文娟合演了《上林苑》。今年国庆四十五周年间，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了联谊演出活动。这一切都令我难忘，我自感仍和越剧舞台在一起，也仍和观众朋友们在一起。

　　当然，退休以后，空余时间相对多了些，除了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与儿孙们在一起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了。有时候我逗着6岁的小孙儿晔龙或4岁的小孙女多多，会忽发奇想:越剧事业发展到他(她)们这一代，又将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盛况呢?

　　（2008年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9月4日徐玉兰作为“翔迷”在夜光杯上撰文力挺）

　　我演刘翔妈妈

　　徐玉兰

　　2006年春节，我有幸被好莱坞导演选中，在可口可乐广告片中饰演刘翔妈妈。刘翔的一句“回家的感觉真好”曾打动无数游子的心，那次，我和刘翔有过愉快的合作。

　　在我们拍摄合同书上，写着不能和刘翔合影、不能签名等条款。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在拍摄当天精心挑选了一本本子。当我知道刘翔就在隔壁化妆间时，我大着胆子请求可乐公司的工作人员帮个忙，让刘翔给我签个名。公司小姐可能看在我是“刘翔妈妈”的份上，竟同意了，但必须由她悄悄转递给刘翔。尽管有些偷偷摸摸的，我还是很为自己的“小聪明”而窃喜。

　　两天的广告拍摄就快结束了，为了保密，我迟迟没拿到刘翔的签名本。我有些着急，在拍摄现场我把这件事和刘翔说了，他告诉我早就签好了，还特意嘱咐身边的助理：结束时别忘了把签名本给这位老师。

　　在广告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久未回家过年的刘翔，见到妈妈要和母亲拥抱。刘翔个子很高，自然应是我抱着他的腰，他刚好抱着我的脖子。但导演考虑到画面的效果，竟让我们俩对换姿式，刘翔抱我的腰，我抱住他的脖子。这可苦了刘翔，他必须弓着腰才行，可样子又不好看，于是他半蹲着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导演喊OK为止。

　　和刘翔的合作非常愉快，他没有一点架子，你可以和他随意交流。我曾好奇地问他：“大赛的前一晚能睡好吗？”他用上海话脱口而出“照睏”。哈哈，活脱脱一个邻家大男孩。

　　这次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我衷心祝愿他快快好起来，相信这也是所有“翔迷”的共同心愿。

　　（2012年夜光杯组织《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征文，徐玉兰和王文娟这对好搭档深情回忆往事）

　　我们也是上海兵

　　徐玉兰 王文娟

　　1952年7月，上海玉兰越剧团全团40余人集体参军进京，成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周恩来总理和总政首长亲切地称我们是解放军里的“上海小姐”，要我们多下部队演出，去熟悉战士锻炼自己。

　　1953年3月，我们团由周总理亲自带队，前往旅顺、大连等地为欢送苏联红军回国慰问演出。任务完成后，周总理因国事回京，我们一行则来到安东，继续为志愿军部队演出。

　　安东紧邻鸭绿江，对岸就是朝鲜新义州。一天早上，我们和一帮姐妹晨起练功，正沿江跑步，忽然发现有一座铁桥横跨两岸。江面很窄，桥也很短，似乎走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对岸。我们突发奇想，不如去朝鲜演出吧。回到驻地，我们向带队的胡野檎队长提出建议，全团又人人打报告要求入朝。不久，上级批文到了，同意越剧队入朝慰问。

　　4月24日下午，我们乘坐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派来的四辆大卡车，驰上了那座连接两个国家的桥。一江相隔，景色却截然不同，我们这边桃红柳绿，那边却是满目疮痍，弹坑大如圆桌，被炮火烧焦的砖块瓦砾还在冒着缕缕青烟，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西海岸指挥部设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矿洞很大，有地下三层，我们沿阶而下，大约要走两百多级，才能到矿洞当中的土台。当晚演出的剧目是《梁祝》，台上的剧情渐入佳境，梁山伯、祝英台从相知相恋到被活活拆散，眼看山伯大病不起即将离世，矿洞里忽然站起一个战士，冲着台上大声喊：“梁山伯，你不要死啊，带着祝英台跑啊！”戏演完了，战士们阵阵高呼：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胡队长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嘛。”

　　总政来了个大剧团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不久，我们就被邀前往志愿军司令部。演出依然很轰动，一演就演了十几场，欲罢不能。很多军以上的干部正在司令部开会，纷纷要求剧组去前线。临行前我们正和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一起在山坡上拍照，一下子来了四架敌机，杨司令一手一个，拉着我们就跑，跑进防空洞才松手。那几架飞机当时并没扔炸弹，杨司令说，估计飞机上的炸弹是扔完了，但今晚必定还来，大家就住在洞里吧。果然，当晚洞外爆炸声不断，敌机一共扔下了二百多枚炸弹，第二天一看，洞外已被夷为平地。

　　入夏，我们团被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越剧队”。当时代表团团长李克农、指导员乔冠华。我们作为代表团成员，奔赴开城。开城乃板门店的所在地，我们一到，便被分别安排在老百姓家居住。

　　房东阿妈尼和阿爸基都对我们很好，每次我们外出演出，阿妈尼都会为我们准备些打糕之类的点心，看着我们吃下去，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当心飞机，当心流弹。到了晚上，不管多晚，他们都会走出老远等着，直到我们安全归来。

　　转眼到了岁末，越剧队出色地完成了入朝的各项使命，即将回国。为了表彰我们，朝鲜劳动党给我们颁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庆功会上，我们又都荣立了二等功，徐慧琴、陈兰芳、顾妙珍、周宝奎、竺纪扬、李子川、徐杏桃、陈宝庭等立三等功，并荣获军功章。

　　得知周总理已决定送剧团回上海，全体同志都不愿离开部队，总政也想把剧团留住。于是萧华主任带着我们去贺龙处，求贺老总向总理说情。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表扬剧团在朝鲜表现很好，立了很多功；并说中央收到南方观众来信，责备总政把玉兰剧团关在部队里不放，为了观众只好把剧团归还地方。总理说：南方的花还是开到南方去。我们知道已无法挽回，就提出三点要求：1.总政办的演出器材希望带回上海；2.剧团回上海后仍单独建制；3.胡野檎队长作为转业随团去上海。总理全部同意。1954年初我们回到上海，成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二团。我们终身难忘的军旅生涯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