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诗词，还需懂一点格律

       连续两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吸引了万众瞩目，其社会人文效应呈脉冲式增长和扩延的趋势。目前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正在筹备，将于明年初推出，届时有望再起诗词热潮，让更多的男女老少爱上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

　　然而人们对诗词的热情大多只限于内容，而对于内容水乳交融的形式——即格律——的关注，则十分稀少。诗词大会评委之一康震教授的原创“七绝”因不合格律，已遭网上吐槽。

　　格律，大致包括平仄、对仗和押韵的规范，是中国汉字独体、单音、多义的本质属性，以及中华民族尚对称、崇和谐的美学要求在诗歌创作上的必然体现。格律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诗经楚辞、乐府古风的演变发展，在初、盛唐逐渐定型，具体包括对字数加以规定、对四声加以调配、对词性加以对称、对节奏加以控制等等。至于晚唐五代出现、宋朝鼎盛的词，除上述因素外还加入了乐曲的规定性。概言之，汉字本身要求格律的出现，格律的出现催生了中国诗歌的高度成熟。

　　那么，格律是如何发挥作用呢？中国的诗，本质上是主情的，所谓“情志”，其意即为“情在志先”；同时，儒家将“言志”视为诗的极为重要的功能。由于“情”的抒发往往不够稳定和难以掌控，“志”的表达往往不甚明了和难以精准，人们对如何实现对“情”的导引和对“志”的提纯，便从形式上作出了相应的探索。格律的出现，不仅使中国诗歌愈发彰显出对称造型美和音乐节奏美，更对“情”和“志”产生了以“形式的理性”控驭“内容的感性”的作用，以利于更充分地发挥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也利于受众的欣赏、吟诵、传播和交流。

　　格律定型后，格律诗即成后世诗歌创作的主流，唐及以后历代的经典，除李白等少数诗人的作品外，绝大多数是格律诗。可以认为，格律为唐及以后的中国诗歌的一座座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格律诗也出现了大量思想性压制艺术性、形式主义和概念化的作品，尽管诗人的思想贫瘠、情感萎缩、才华枯竭是主因，但也有格律束缚的因素存在，尤以近代为甚。虽然如此，格律对中国诗歌的本质性、源头性贡献，是不容怀疑和抹消的。

　　那么，格律是怎样“消失”的呢？上世纪初，面对巨大的时代变革和快速的社会转型，格律诗一时无法实现与时俱进，难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新的思想情感。新文化运动倡导诗体革命，用白话自由体新诗来取代拘谨迟钝的格律诗。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全盘西化、一味俗化的弊病，特别是将格律诗的优点一概否定，不但将其完全逐出文坛，更在新式教育中彻底取消了其创作法则的传授。

　　一百多年来，中小学只有古典诗词的课本，没有格律知识的教程，导致古典诗词的内容和形式被硬性分隔为两个互不相关的板块，学生只消理解前者，不用了解后者，于是出现了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以明代于谦的七绝《石灰吟》为例，老师只让学生死记“粉骨碎身”而非“粉身碎骨”，却不说明其与上一句“烈火焚烧”间的平仄粘对关系。这种“只教其一，不教其二”的传授，显然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中国的人文精神载体，通常都有“形式即内容”的性质和表征，除了诗词的格律，还有戏曲的程式、园林的布局、书法的笔法，既是支撑内容的框架，又是内容的有机构成，无视它们，也就意味着忽略整体。现在爱诗词的人正越来越多，倘仅仅停留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态，不仅会将格律所带来的多种审美感受轻轻放走，更无法全面和深刻地体验古人形象化思维与程式化创作间的微妙关系，也就难以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中华传统文脉及其美学精神了。

　　格律实在并非神秘之物。尽管年代社会不同，言文语境相异，但今人与古人的思想情感仍是相通的，何况还说着、写着、唱着与古代同样的汉字，因此懂一点格律，实非难事。曹雪芹借林黛玉的口说，格律“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相信热爱诗词的人，花些功夫懂点格律，便能获得一把欣赏经典诗词的金钥匙，说不定余兴未尽，还藉此吟诵、研究甚至原创呢——这岂不是一件更美妙的事情吗？

　　还须一提的是，格律绝不是中国诗歌的专利，而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在诗歌高度成熟时的必然产物和标志，例如英国的十四行诗、西班牙的八行诗、意大利的三行诗和日本的俳句等。由于前述原因，如今它们已不复为本国本民族诗歌的主流，但依然被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被人们依照格律地欣赏着、传播着和效仿着。

　　凡具有强烈自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无不极为珍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无不极为珍视唯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才能生成的诗歌样式。在这方面，我们曾犯过错误，但我们已经改正、正在改正这些错误。唯有在内容和形式上全面认识古典诗词，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古典美，发掘现代性，激发创造力，“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