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世界经济复苏仍需寻求增长新动力

　 　图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 本报记者 胡晓芒/摄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权衡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新兴经济体发展问题等。最近几年，他集中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全球贫困化与发展问题、世界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等研究。

　　日前，在位于淮海中路上的社科院办公室里，权衡如约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一副黑框眼镜,一身格子衬衫,在权衡身上你能直观的感受到那股温文儒雅的学者气质。喝上一口清茶，权衡就开始侃侃而谈，谈吐间，专业素养一览无遗。

　　平日里，除了学术研讨，权衡还酷爱读书，阅读面也十分广泛。在他的办公室，四个大型书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里面既有自己研究的经济领域里的名家大作，也不乏艺术学、历史学等其他门类的丛书。权衡告诉记者，读各种类型的书本，可以让自己在做研究时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思索，开拓思路。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又艰难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整体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整体回暖，美国经济温和增长，核心经济指标持续向好。欧元区经济复苏进一步加快，消费趋于稳定增长，失业率有所降低。日本经济开始回暖，通缩的风险有所缓解。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状况也比较好，印度和东盟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巴西和俄罗斯的状况开始逐步好转。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开门红”。其中，一季度GDP增长了6.9%，工业增加值也出现了向好的势头，同比增长6.8%。经济的质量有所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3.4%，工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民间固定资产的投资均有所上升。

　　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相对比较谨慎乐观。不过，权衡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虽然在上半年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亮点，但从整体而言，世界经济的复苏是缓慢而艰难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缓慢和艰难的复苏中，还出现了一些分化的特征。除了美国现在出现了一些积极复苏的迹象以外，其他地区如欧洲经济等不确定因素还在继续增多，特别是非经济的因素，特别是难民问题以及英国将脱欧产生的一些欧盟经济体内的制度摩擦和政策协调的成本加大。这对于区域经济特别是欧盟的区域经济来说，原来一体化的基础受到较严重的冲击，有较严重的影响。从亚洲经济来看，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仍然处在疲弱复苏的状态，特别是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贸易的增长、GDP的增长远远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且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贸易增速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长。其根子在于，2008年以来，或者说在上一轮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说没有得到解决。权衡指出，从长周期理论分析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新旧增长周期的转换。上一个长达25年左右的长周期上升期已经结束，世界经济于2008年进入长周期的衰退期。

　　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现有的老的增长周期即将结束，但新的增长周期还没有启动，核心问题则是支撑新长周期的动力尚未真正形成。“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四年低于经济增长，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在减弱。受此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性放慢，全球投资增长趋缓。尽管各经济体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但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全球总体增长格局出现分化，复苏较乏力，长期看仍然很艰难。”

　　新一轮科技和能源革命在孕育

　　权衡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的艰难性表现在这一轮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它同时伴随着全球一系列的结构调整问题。“比如说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全球的产业结构如何通过供给结构的创新来满足全球的消费结构的变化。”

　　权衡指出，现在全球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也严重制约了经济复苏的势头。“从长期来看，这个对经济增长来说，挑战性非常大。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会使得有效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会放慢。”

　　权衡认为，要实现真正复苏和持续发展，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周期和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构建新的增长结构，实现具有创新、活力、包容和协调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目标。他认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世界经济新老周期转换的过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革命正在孕育中，目前来看，全球范围的新技术、新产业等尚未形成新一轮发展的引擎，世界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不过，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等，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序幕和大潮。”

　　谈及中国经济，权衡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动能并存的一个特殊时期，老的动能没有完全衰退，新的动能尚没有完全形成。“GDP增长率下降，正好是在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占比提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由于服务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下降。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鲍莫尔成本病’。中国恰恰是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比重，经济增速随之出现下降。因此，要从结构性转换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的问题。”

　　另一方面，权衡也认为，服务业占比要提高，不等于制造业不重要。目前，虽然中国服务业占比已经提高，但是服务业能级还不够高，大多数劳动力从事的是中低端的服务业。我们国家要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往往都非常高。

　　反对全球化就是反对市场机制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更加凸显，一时间，“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观点被人反复提及。在权衡看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这种发展潮流是不可抵挡、不可停歇的，逆全球化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

　　权衡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市场驱动，即所谓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全球层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这样才可以带来高效的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讲，反对全球化实际也就是反对市场机制。很多人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问题，简单等同于全球化退潮或者叫‘逆全球化’，我不赞成‘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退潮’之类的说法。当前，全球化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去十多年来，全球化的发展有些失衡，尤其是全球化本质内部的分化、尤其是收入差距在扩大，例如全球性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不仅造成全球需求收缩，而且也引起社会公平公正缺失，使民众产生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导致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否定全球化本身。这些问题本身不是全球化出现逆潮的理由和依据，而是全球化在推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换句话说，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去治理全球化，如何管控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衡问题。全球化的失衡问题本身说明了创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紧迫性和现实性。”

　　权衡指出，要用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方式，去消除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种种问题，使得全球化从失衡走向平衡，从而达到一种更平衡、更包容、更开放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权衡认为，只要科技进步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全球跨国公司主导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发展不断加快等三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化进程就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事实上这三大趋势并未发生改变，而且也不会发生改变，更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选举行为甚至个别领导人政策主张而发生改变。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改变和创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去直面而不是回避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加快创新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以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和机制，更好地协调和推动全球化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才是出路和方向，而不是所谓的“去全球化”。

　　“一带一路”提供增长新抓手

　　权衡认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消除全球化负面问题的一剂良方，是振兴世界经济增长、复苏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效的抓手，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他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全球投资、贸易发展必将带来新的机遇，全球供给侧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必将得到显著提高。“一带一路”建设还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趋于新的平衡，通过“五通”引领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升级。“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行能够帮助建立更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例如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以促进更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也会为世界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增长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合作共赢，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努力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可以从结构上去纠正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再造，互联互通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一带一路’为国际贸易投资增长提供新动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补齐发展短板；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快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程，在创造更多中国机遇的同时，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权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