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上海的基因，跑了五洲四海

图说：严歌苓 图IC

　　她的笔下，有动荡历史里的人生悲歌；她的笔下，有战争岁月中的阴差阳错；她的笔下，也有当今社会的悲欢离合——严歌苓长篇小说新作《舞男》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刚卸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的她，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一谈文学，聊一聊电影。

图说：《舞男》 图IC

　　为了写小说学跳舞

　　严歌苓与上海，关系匪浅。她说自己家里往上五辈，都是上海人，骨子里流的都是上海的血液。家人沟通的主要语言，是上海话，因为奶奶只说上海话，然而她自己，在四川居住了十几年，在北京住了八年，“我是来自上海的基因，跑了五洲四海，回到上海看上海”。 　　《舞男》里的主线，是舞场里的舞先生杨东邂逅了中年精英张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这两个男女，上演了一场曲折生姿的情感大戏。小说穿插了游荡在舞场里的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灵魂的叙述，这条副线，是主角情感世界的参照系，也烘托出摇曳的上海味道。

　　给了严歌苓第一颗创作种子的，是她的表姐。单听表姐的介绍，还不够，为了写《舞男》，严歌苓还特意去学跳舞，“我本身是跳舞的，但这种舞我不会跳，所以想学，至少对气氛有所感受，才能把这当中的感觉写出来。”一开始去了大的舞场，后来改在一个区文化馆，原因是，“那个地方要便宜一点”。严歌苓说，自己为每本小说做经验累积都要花很多钱，所以希望成本不要太高。但她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很难编造的，一定要经过自己非常细心的观察，在脑子里存档。但无论是为了小说去学跳舞，还是搜集准备资料，对于她来说，都是件很开心的事情，“都是一种自我充实”。

图说：严歌苓 图IC

　　我有一个故事抽屉

　　《舞男》里，杨东受不了张蓓蓓的操控，一度离家出走，和一个女孩在小镇上同居。这个情节来自严歌苓听来的故事。“有一个文工团跳舞的演员，后来不跳舞了，改行做化妆师，给各种大型演出化妆，很赚钱。他的先生很老实，两个人原本非常般配。但是这个女人的经济地位的提升，造成了丈夫没法平衡，两个人的关系变化了。有一天，这个非常老实的丈夫不见了，后来他在一个偏僻的镇子上使用了信用卡才被找到，原来他是跟一个年轻的卖烧饼的姑娘私奔了。”

　　严歌苓说，她很喜欢积攒故事，她有一个“故事抽屉”，每次听到这样觉得可能发展的故事，就会留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我是一个安静的人，看和听比较多，哇啦哇啦讲的比较少。我是一个非常能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我喜欢听人家讲故事，哪怕是在公共汽车上，在美国的轮渡上，听到人家在讲话，我都会抓到一两句很有意思的细节。”

图说：严歌苓 图IC

　　不是社会的旁观者

　　在这部小说里，严歌苓把女人写成了“第一性”，张蓓蓓富有、强干、聪明，是这个社会里主流中的主流，她找到杨东，是因为她喜欢他。严歌苓说，男人是第一性的，他们出去征战，支撑整个家庭，这是上万年来集体形成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控制我们的一切行为。“这种潜意识被颠覆了之后，有没有可能建构另外一种关系，女性变成第一性会怎么样？这是我在这个小说里提出来，自己去思索，也让读者去思考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变化很快，每天都有被颠覆的东西。”

　　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严歌苓却抓得住当下中国的热点。她说，自己过去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一个侧目而视的人，“但现在我觉得我对中国社会的参与已经越来越多了，我可以说，我比前几年写中国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因为我每隔2个月都要回来一次，我不再感觉我可以继续保持那种侧目而视的位置，我在写的时候非常有激情，感到自己牢牢地把控着对故事、人物、氛围的把握，应该讲《舞男》是这几年写当代生活中我最自信的一部小说。”

图说：严歌苓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上海电影节 图IC

　　文学不能依附电影

　　刚担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严歌苓评价说，这次的参赛片，质量好得让她吃惊，每部电影看下来都让她有审美上的满足，“比现在流行的很多电影好太多了。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不能被观众大量地欣赏，娱乐也让自己费点劲儿吧，不要只是哈哈一乐。”

　　《舞男》跟严歌苓的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吸引了很多影视公司前来洽谈版权事宜。严歌苓认为，影视资本对文学作品的追逐，没有什么不好，世界上的名著包括《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就是连最最晦涩无法讲故事的《尤利西斯》都被无数次地拍成过电影，名著被拍成电影是使其魅力继续保持下去的一种方式，用电影来把观众变成读者，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但让她忧心的是，“难道文学仅仅有一种这样被弘扬的方式吗？难道只有有了电影，书才会卖得好吗？现在大家一听说谁的小说被某某导演买去了，就会说那大概是一部不错的小说，这种现象让我感到可悲。就证明我们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电影做出来的质量又常常那么地浅薄、轻浮，就让我感到，哪里是出路呢？”

　　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变成流行作家。“一个小说家的东西流行起来对其他小说家有这样大的影响，这没必要。我为什么要写流行？我不管你在流行什么，我这辈子的任务是，要使我的文学流行起来。”新民晚报记者 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