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法师讲讲上海电影节

图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 图IC

　　从1993年至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走过了23个年头。从最初的两年一届，到之后的每年一届，上影节凭借对多元电影文化的推动和引领，在艺术性与权威性上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绩，并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电影盛会之一。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之际，新民晚报记者先后采访了诸多组委会中的“老法师”，听他们聊聊电影节的老故事。追本溯源，只是为了不忘初心。

图说：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上海影城 图IC

　　开幕式：宾客一厅容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影集团的一批老电影艺术家徐桑楚、谢晋、白杨、秦怡、吴贻弓等倡议在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提议交上去后，国际制片人协会派人来沪考察，看到1991年刚建成的上海影城大为赞叹，最终拍板首肯。

　　从第一届就开始参加上影节工作的王佳彦告诉记者，首届上影节的主会场设在上海影城，当时有1100名中外宾客参加开幕式，影城的一个放映厅就能全部容纳。电影节的开幕酒会摆在影城的大堂里，美国导演奥立佛·斯通、日本导演大岛渚、意大利明星索菲亚·罗兰等国际影人，就在如今影迷们通宵排队的地方，吃了顿电影节晚宴。

　　“那时能请到这些明星真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上海影城经理告诉记者，当年的电影票，还是上海影城的手撕票，每撕下一张，工作人员就会在上面盖个戳。电影票上也没有电影的名字和场次，全靠手写。组委会甚至在电影节闭幕时，安排了升旗仪式，纪念电影节的成功举办。

图说：奥立佛·斯通和谢晋在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 图IC

　　影展：最怕拷贝损坏

　　首届上影节参赛、参展片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总数是167部，而今年第19届上影节的参展片达到了近600部，有1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03部影片报名。参加展映的影院也从当初的8家发展到如今的45家。

　　在上影节组委会干了十多年的鞠里，曾与严琦一起负责接收拷贝的工作。那时他们办公室的电脑上有一张表格，随着电影数量的增多，表格的栏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五颜六色的栏目中，绿色表示拷贝已到上海，蓝色表示在途，而红色是他最不愿看到的颜色——意味着“拷贝损坏，需要重寄。”

　　2014年上影节，法国电影大师阿伦·雷乃的7部影片拷贝就遇上了麻烦。当时工作人员突然被告知，拷贝被扣在海关“拿不出来了”。按照排片表，《纵情一曲》开幕首日即有一场放映，时间紧迫。组委会紧急联系片方并做了后备方案，找到了正在展映雷乃影片的台北光点影院。最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部雷乃经典之作成为“救命稻草”。

图说：本届电影节国际影视市场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 图IC

　　市场：曾经只有16家

　　今年，上影节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影片交易市场，500多家展商在总面积达2.2万多平方米的市场内布展。曾担任市场负责人的王佳彦回忆说，当时市场内只有海内外制片商的16家展台，交易额约2000多万人民币。

　　随着影响力逐年扩大，近10年来，上影节的影视市场海外展商报名十分踊跃。上影节中心市场主管（电影交易市场）负责人徐高仁告诉记者，今年“国际影视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内容覆盖影视投融资、后期制作、发行、营销、法务、游戏等领域。随着互联网、衍生品、影院服务等产业元素的加入，市场分类也更多元化。

图说：翻译家张可平 图IC

　　观众：现场听“译意风”

　　那时，国外影片还没有字幕，所以上影节头几年里，使用的是“原声本国语言解说”（俗称“译意风”）。解说者不仅要说清故事基本内容，还要表演片中人物的对白。

　　随着上影节影片量的逐年增加，每年所需的翻译人数也在增加。从2014年开始，上影节翻译人数已达60人左右，几乎是2013年的两倍，但工作量依然庞大。工作人员实行两班倒，每天从7时至21时，随时待命。从今年5月初至今，他们要校对、翻译近600部影片，平均每人至少翻译5部电影。一般一部影片翻译需2到3天，校对需4至5遍。有时拿到的DVD拷贝和最终的样片有出入，片方做的修改和剪辑没及时告知，就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已在上影节工作了10个年头的残疾人翻译家张可平告诉记者：“虽然翻译工作辛苦又枯燥，但想到观众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欣赏到了好片，心里就特别高兴。”新民晚报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