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丨大会风纪重申“控烟令”

孙绍波/画

姚丽萍/文

今年3月1日起，在上海，公共场所“天花板下不吸烟”，已成法定规范，铺天盖地的社会发动，让这个规范家喻户晓。

在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改进会风20条措施，压轴的，便是重申“控烟令”——要求自觉遵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公共场所“天花板下不吸烟”，由大会风纪重申，足见国家的控烟趋势。

近年来，大会控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不妨回顾一二。

上海代表团有个控烟故事，至今令人津津乐道。故事的主人公，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

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故事开始了——

“少抽点，公共场合更要控烟，保护环境，珍惜自己的健康，也珍惜别人的健康。”王恩多出现在几位抽烟的代表中间。

“烟民”们反应不一，一位把香烟藏在了身后，还有一位连呼“上当”——原来，上海代表团会签代表议案，这位“烟民”曾毫不犹豫地附议了王院士提出的控烟立法建议。

“开个玩笑！公共场合要控烟，烟民们更需要多点监督。”声称“上当”的张兆安代表笑得直摆手。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故事在继续——

“王老师，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控烟啦！”张兆安代表向王恩多代表汇报。

“很好，《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在3月1日实施，上海代表团应做控烟模范。”王院士非常肯定张代表的“控烟行动”。

张代表可不是开玩笑，自从受到王院士“吸烟有害，控烟有责”的劝诫后，他就为自己制定了“控烟计划”。

“控烟计划”是否落实，不止在于个人意志，更在于外部约束。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次发布大会风纪“控烟令”，明确大会期间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天花板下不吸烟。

控烟，从严，如此风纪导向，自有缘由。

近10年来，呼吁国家控烟立法的议案和建议，不绝于耳。而在国家立法之前，各地地方性法规纷纷出台，2010年3月1日《上海市控制公共场所吸烟条例》正式实施，今年3月1日，修订后的控烟条例实施，公共场所“天花板下不吸烟”正式入法。

天花板下不吸烟，是因为，大量的科普公益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吸烟，不只是个人习惯，更是关乎所有人生命权益的公共健康和公共环境问题。

公众对烟草之害的认识——从“一手烟”、“二手烟”到“三手烟”，较之五年、十年、数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与之相对应的是，公众对公共场所控烟的需求，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申城，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的民意支持率也从5年前的90%上升至目前的94%。于是，当现行法规不能适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修法，以更严立法控制烟害发生，便是大势所趋。

在国家层面，2013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对领导干部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和规范。2015年，“控烟令”进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风纪。

风纪，可有约束力？有。起码，人民大会堂里，再也无人“吞云吐雾”。这样的令行禁止，值得推广。

今天，在“健康中国”的推进过程中，人们更渴望，控烟能早日进入国家立法。

虽然，烟草有害健康，加剧环境污染，日渐被医学和环境科学所证明。但，立法根本上要协调的还是利益问题。在烟草的税收贡献和公共卫生消耗、环保支出之间，究竟何去何从，权衡利弊，曾令立法者左右为难。何况，当GDP还曾是政府接受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之时，谁又能放弃“烟草经济”的巨大诱惑。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在增速放缓的同时，必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效率本身离不开社会运行投入产出、收入支出的整体权衡。同时，环境承载能力迄今已达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也是新常态的共识。今年，李克强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烟草经济”终将式微。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之变，也必然带动社会生活之变——大会风纪重申“控烟令”，便可见一斑。要控烟，在国家强制力之外，文化认同不可或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将公共场所“天花板下不吸烟”当作不影响他人、遵纪守法的个人修养；那么，“控烟令”才能像八项规定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

面对“控烟令”，期待公共场所“天花板下不吸烟”，也能成为人大代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