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旧诗

　　小编的话 鲁迅最初理想的文学就是“诗”，或者说他一开始就是通过“诗”来理解广义的文学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鲁迅的旧诗。

　　鲁迅的旧诗

　　郜元宝

　　鲁迅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我们在他大量的小说、杂文和散文中可以感到这一点。

　　他最初理想的文学就是“诗”，或者说他一开始就是通过“诗”来理解广义的文学的。

　　“五四”以后曾尝试写新诗，很快放弃，偶发诗兴，还是采用旧诗的形式。

　　从后人辑录的现存五十余首旧诗来看，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律诗、绝句、“打油”兼备，而鲁迅偏爱的，似乎还是七绝与七律。

　　他常常用旧诗来“打油”，可见对于旧诗，并不特别恭敬，然而造诣实在惊人。这不仅表现在对仗的工整，用典的恰当，声韵的优美，以及格调的高古——这些都是旧诗固有的标准——更可贵的是鲁迅写旧诗可以完全不为旧诗严格的形式所拘束，能够自由地融入现代情感，而又不破坏旧诗应有的深致，幽婉，与固有的形式美。

　　由于语言形式和文学传统（尤其是“典故”）的关系，旧诗可以写得更加隐晦、深沉、古朴、凝练，所以一些适合旧诗的情愫还是用旧诗写出才好，这也是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现代中国作家在用白话写作的同时始终不废吟咏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鲁迅表现于旧诗中某些只适合用旧诗来表现的情愫，也就不能说全面了解他这个人。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四首，尝鼎一脔。

　　别诸弟（三首）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这三首诗，作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署名“戛剑生”，是现存鲁迅最早的诗。鲁迅时年二十，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念书。他利用寒假，于这年的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还家，次年正月二十日回南京，故有“还家未久又离家”之说。

　　鲁迅原本兄妹四人，唯一的妹妹名“端”，1887年生，未满周岁，死于天花。四弟椿寿1893年生，1898年病亡。1893年鲁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家道中落。鲁迅父亲常年卧病，一直延请有名的中医诊治，所费不赀，但终于1896年病逝，这就越发使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椿寿的夭折，对于全家人可谓雪上加霜。鲁迅1898年5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小弟过世是这年的十一月初八，鲁迅正放假回家，三天后不得不再回南京。此后直到1902年1月从矿路学堂毕业，转赴日本留学，鲁迅经常回绍兴探望家人。他是长子，祖父下狱，父亲生病、病逝，在这过程中族人、亲戚和乡里的冷眼与欺侮，他比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自然承受得更多。去南京前，他就已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读书之外，经常“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去南京之后，更是心系故家两个“弱弟”。鲁迅一生对两个弟弟都有超过一般兄长的愧疚、赎罪和无条件奉献的心情，性格的养成与此有关。《别诸弟》三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

　　一、二两首是写自己离家在外的凄凉，和不能照顾弟弟的感伤与愧疚。第三首是鼓励弟弟们对于为文之道要有信心，不必迷信古人“文章憎命达”（杜甫《偶题》）、“文章本天成”（陆游《文章》）之类的说法。但鲁迅所谓“文章”，应该还是科举应试的“制艺”，他那时也只能以此鼓励弟弟们，虽然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因为放弃了“读书应试”，已经“将灵魂卖给鬼子”——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还是偷空回绍兴参加过一次“县考”，但那只是应景而已。

　　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区别。他虽然自有确信，应该如何处世，但如果别人因为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不能和他一样，他决不勉强，甚至替别人作想，理解别人或有的妥协。

　　这首诗虽然写得浅白，但不经意之间化用了许多古人的成句。如“孤檠长夜雨来时”之于陆游《秋光》的“孤灯初暗雨来时”，“日暮新愁分外加”之于孟浩然《宿建德江》的“日暮客愁新”，“望中都化断肠花”之于刘希夷《公子行》的“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长风万里送客船”之与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青年鲁迅作诗，并不显耀才学，而是直抒胸臆，但才学已在其中。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日记》1935年12月5日记：“午后……为季市书一小幅，云：曾惊秋肃临天下……”季市，鲁迅好友许寿裳，与鲁迅订交于东京留学时期，同为浙江籍学者，同为章太炎学生，同为教育部同事，对虽是同辈的鲁迅非常钦佩。鲁迅逝世不久，即出版《亡友鲁迅印象记》，提供了许多关于鲁迅生平的珍贵材料，并始终致力于阐扬鲁迅精神。1948年遇害于台湾。鲁迅对许寿裳也相当敬重，瞿秋白之外，许可能是鲁迅一生相知莫逆、不起芥蒂、情谊深笃的仅有的挚友之一，而他书赠许氏的这首诗歌，也有特别的意义。

　　“亥年”即1935年，“残秋”，秋尽冬来之时。是年阳历10月9日寒露，24日霜降，11月8日立冬，所谓“残秋”，应在10月24日之后、11月8日之前。

　　这首诗可以看作鲁迅对于自己一生事业的高度总结，具有强烈的心理自传色彩。

　　前两联，是写自己的上半生。重点有二，一是日本留学时期选择文学为一生志业，一是回国后对于现代中国生活的基本观察与个人的感受。后两联，则写晚年心境，而鲁迅的晚年心境并不始于晚年，其悲观沉郁，概自“五四”落潮的二十年代上半期即已开始，所以他的上半生与下半生（所谓晚年）连在一起，不可分割。

　　一个“曾”字，提醒我们第一联所追述的是作者的早年生涯。在第一讲里，我们介绍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科学史教篇》和《破恶声论》，并兼及《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熟悉这四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架构，就很容易理解这首自述平生的诗歌第一联的意境。

　　鲁迅在日本时期，深感中国古文明虽曾灿烂一时，到了近代却日益衰微，诚如《破恶声论》开头所说，已经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的地步了。整个中国充斥着“羞白心于人前”的“志士英雄”（实际上乃是“伪士”和“辁才小慧”），他们“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故当时的中国，虽多“扰攘”（“伪士”们的议论纷纷），实则“凄如荒原”，是个“寂漠境”。“心声”不吐，国民文化精神就陷于凋敝，文明历史到了这个地步，真可谓“灿烂于古，萧瑟于今”，那种可悲的光景，鲁迅在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一开头，给予这样的描绘：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

　　这就是“曾惊秋肃临天下”的所指。

　　然而这只是鲁迅当时思想认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并不绝望。不仅不绝望，倒是从自己对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观察中看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又说：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

　　这就是变“秋肃”为“春温”的意思。

　　但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精神的这种季节的转换、实现鲁迅所谓的“大冀”、迎来中国文化的“春温”呢？

　　鲁迅当时所看到的唯一的办法，乃是“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而“知者”吐露“心声”、发挥“内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诗”，即广义的文学创作。

　　青年鲁迅思考中国文化精神的出路，认为舍文学无他，他把文学（诗）创作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断言只要文学发达，国民敢于吐露“心声”，发挥“内曜”，则“内部之生活”必然深邃壮大。基于这个想法，他激情洋溢地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挪威的易卜生，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克威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摩罗诗人”的传记和主要作品，及其对于本国和世界读者精神的巨大激励，接着，他向广大的中国读者发出质问：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则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虽然他详细阐释了文学的“涵养神思”的“不用之用”，指明了变“秋肃”为“春温”的文化变革之路，却没有人来回应，他只好不自量力，披挂上阵，用自己的笔来报告春天的来临了。

　　“敢遣春温上笔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敢”字，不仅带有鲁迅当时坚信已经找到文学救国的正确思想的自得之色，也流露着鲁迅对于当时和后来所一再经验到的无人响应因而只好不自量力、孤独奋斗的困境的夹杂着自傲的自嘲。

　　第二联是写从日本归国至二十年代上半期的经历。鲁迅1909年8月归国，先在杭州、绍兴两地教书，后经许寿裳向蔡元培引荐，入教育部工作。从1909年回国，到1918年参与新文化运动，重新执笔爲文，中间正好间隔十年沉默期。这十年里，鲁迅先是经历了“民元”（辛亥革命初期）短暂的“光明”，但马上失望了。先是在绍兴，尝到“绿林大学”出生的王金发那种革命暴发户的滋味，后来诚如他1932年为《自选集》写序时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了”。但最令鲁迅失望的还并非政治的窳败，而是新文化运动中“同一战阵的伙伴”的变化，“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陈独秀放弃了文化运动而走向政治，或许是鲁迅所谓的“前进”，但更多的人，如胡适之“整理国故”，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不久即变化，不仅大谈政治，还参与政治，希望建立“好人政府”，并呼吁一班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跟他一道来“做政府的诤友”，至于周作人从“谈龙”、“谈虎”退到“苦雨斋”里耕耘“自己的园地”，刘半农赴法国学习语言学，硬要往学者圈子里钻，钱玄同空腹高心，从鼓动鲁迅战斗的“金心异”变成说怪话的教授，还有更年轻的《新潮》社成员如罗家伦、傅斯年纷纷做官……则都是鲁迅意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在整个二十年代下半期和三十年代，鲁迅甚至将自己杂文主要的批判锋芒对准了这些人，大量的书信，包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也反复谈到他对于这些因为新文化运动而“点缀”于学府、政坛的“新贵”们的失望。“金风萧瑟走千官”，就是说的这些政客、文人的发迹变态。“金风”，即秋风，因为“五行”之中，“秋”属于“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芙蓉阙下会千官”，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玉阶仙杖拥千官”……这是“千官”的成句。看到“千官”奔忙的景象，鲁迅的心情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所“曾惊”的那君临天下的“秋肃”，满面扑来的，自然只有“金风”了。

　　鲁迅晚年如何整体评价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这首诗里，他只用了十四个字：“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为什么说这十四个字，是鲁迅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整体评价呢？

　　我们知道，鲁迅对自己文章效果的认识，在更深的层面是有些飘忽的。他曾说自己的创作与艺术的距离之远，是可想而知的，又说自己讽刺社会的杂文，不过一箭之入大海，毫不起作用，即使偶尔唤醒几个青年，也不过是将铁屋子里沉睡就死的人叫醒，使他们“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而这就无异于将他们制成“醉虾”，让迫害者能够“赏玩这较灵的痛苦，得到格外的享乐”。

　　“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

　　这种自我评价的另一种诗的表达，则更加凄凉：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在自己确信其“涵养神思”的“不用之用”、并付出全部生命热情的似乎拥有丰富意义的文学活动中，鲁迅常常感到透骨的无奈，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梦中梦见自己从“空云”中掉下来，齿发俱寒。

　　这样怀疑着、恐惧着、穷乏着的时候，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后天努力的失败，而是先天所拥有的本来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的丢失。其中，少年时的情味，留在记忆深处的青春年少的世界，在自以为是的奔忙中离开自己，无法追回：这才是莫大的生命的丧失。

　　所以当他从根本上怀疑、否定那后天的文学的努力时，虽然明明知道那少年的世界已经死亡，也只能假装它还并未死亡，而时时反顾，希望由此得到一些慰藉：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是1927年所说的话。到了1935年，故乡的风物实在无法继续“哄骗”他了，所以才有“老归大泽菰蒲尽”的叹息。据1933年的一首《无题》：“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则这种叹息的发生应该更早。

　　诗人意识到一生努力的结果，竟是无法回归故乡的深山大泽，这该是怎样一种失落与丧失之感。鲁迅1919年的一次回乡，促使他写了《故乡》等告别故乡的小说。1926-1927年间神游故乡，写下了《朝花夕拾》。到了暮年，再次心系旧乡，写了《我的第一个师傅》、《我的种痘》和《女吊》等作品。

　　最后两联，除了总结他对一生文学事业的态度之外，还涉及诗人对生命本身的感叹。这和他当时的生病有关。1934年11月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下“肋间神经痛”数语，此后一直到12月2日，每天都有自量体温的记录。这是继1923年9月至1924年4月因与周作人冲突而肺病复发、1925年9月因与章士钊等冲突再次复发、1928年5月初到上海后与年轻的“革命文学家”论战而第三次复发之后的第四次发作，缠绵数月，至“亥年残秋”，始稍觉恢复。其实这只是假象，他的痼疾并未痊愈，也不可能痊愈，终于1936年3月再次暴发，从此日重一日，直到谢世。这首诗写于1935年秋，鲁迅自己也知道，当时不过大病稍减的缓冲期，似乎有了新的转机，可以鼓舞心志，做些事情了，但再一查验，其实生命已经无情地急速走向终点。《晋书·祖逖传》：“逖与司空刘琨，共被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中夜忽闻荒鸡，本可振作起舞，但仔细一听，其实并无声音——也许只是自己的幻觉？等到披衣起来，仰望夜空，北斗已经“阑干”。韵书：“阑干，横斜貌。象斗之将没也”，即北斗星的光曜行将灭没。这一联，不啻对安慰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说：“你以为我身体有转机吗？非也，我看就要死掉了啊”。

　　从东京时代投身文学起，写到世道人心的依然如故，文学的幻灭，身体的衰朽，直至发生“死的豫想”，鲁迅这首概述平生的诗所包含的感情实在过于沉重。但沉重至乎其极，便是解脱。“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对生死真相的承认，不是用一种近乎超然的平静写出来的吗？

　　在鲁迅五十多首旧体诗中，《亥年残秋偶作》诗味最浓，所含生命信息最富，因为这首诗写了他一生，也是用一生写成的。旧诗之“凝练”，有如此哉。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