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考验十八年

　　小编的话  从1973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算起，作者接受组织考验整整十八年，他说，自己是担得起红产党员称号的，也是一直追求进步的。

　　接受考验十八年

　　姚志康

　　1991年的“七一”前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在入党宣誓后的支部会上发言的开场白：“从前有部电视剧叫《××十八年》，我从1973年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算起，接受组织考验也是整整十八年……”

　　是何原因造成我入党如此艰辛？不是主观不努力，实在是客观变数大。1970年3月，我去了安徽省凤阳县官塘公社光明大队插队落户，因为有点文艺特长，第二年我丢下锄头登上舞台，进了当地的文工团。参加工作不久，我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支部副书记。因为是青年骨干，受到党组织的重点培养，我和另外一位上海知青一起被选入剧团领导班子（当时叫“革命领导小组”），那年我才19岁。两个年轻人都很争气，业务上是“台柱子”，政治上靠拢组织，不出意外，考验一两年，就能被吸纳入党。因为，当时的文工团党支部总共才4名党员，一个是指导员（沿用部队的职务）兼支部书记，一个是团长，还有两个分别是演员老王（原泗州戏剧团老同志）和炊事员老赵（退伍兵），亟需补充新鲜“血液”。

　　意外偏偏发生，党员老王在团里的职务是政工股长，和业务股长老凃是“文革”中县里两大派的头头，两人面和心不和，背地相互诋毁。团领导考虑老凃担着剧目生产重任，想第一批吸纳老凃入党。还没等支部听取群众意见，反映老凃问题的“群众来信”就飞进机关党工委。

　　上级党委的意见很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老凃有阻力先发展其他对象。然而，指导员还是抱着他先“老”后“青”的主张不变，老凃不解决，两个年轻对象就不能提前解决。结果，拖到他离任的1979年，也没发展成一个党员，浪费了八年光阴。其间，1974年春党组织还对我进行过政审，记得当时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经过外调，你所交代的直系亲属的政治历史面貌符合事实。”

　　1980年，我所在的凤阳县落实地方戏政策，文工团又改回泗州戏剧团。我等不愿唱地方戏的年轻人纷纷改行，我有幸被借调至滁州市歌舞剧团工作。由于县剧团是集体性质，市剧团是全民性质，正式调入要等转干指标。1985年，好容易盼来的指标被团领导用做“人情”顶替了，一怒之下，我改了行。调入凤阳县棉麻公司工作后，我从头再来，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其间，我先后担任过工会专职副主席、下属联营厂供销科长和公司办公室主任。在工会任职，所在工会荣获市“先进职工之家”；在联营厂供销科任职，建立起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网络；在公司办公室任职，创办了《凤阳棉花》的简报，并撰稿摄制了“科技兴棉”的专题片。1991年“七一”，我如愿以偿。了解我的知交曾问过我：“入党对你就那么重要？”我对朋友说：“我的入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

　　那一年我双喜临门，我还参加了安徽省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国家干部（当时的称谓）的考试，凭着出色的考试成绩，我被录取为国家干部。1997年初，通过人才引进的渠道，我重回故土，先是在一个乡镇工作，后调入区政府工作。回眸职业生涯，虽无显赫功名，却担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

　　至少，我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老姚一直是追求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