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一生都在写一部作品

　　小编的话 格非的经历以及作品，都带着一股无法解释的神秘气息。他的小说故事性很强，每一个章节都不动声色地留有悬念；他的语言充满诗意且凝炼干净，寥寥数笔勾勒出富有画面感的大小场景……

　　格非：一生都在写一部作品

　　舒晋瑜

　　差一点儿成了木匠

　　格非的经历以及作品，都带着一股无法解释的神秘气息。

　　比如他高中毕业，曾经面临学木匠还是去种地的选择。有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步行了五六公里一路找到格非家。校长说，他听说这一年高考村里没有人考取，这不是孩子的问题。他有朋友在全县最好的中学当教导主任，如果格非愿意，建议他再去读书。本来母亲都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了，素不相识的校长却帮助格非做出新的选择。

　　高考前夕，格非突然连续发烧，他甚至做出不去参加高考的决定。这个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来到格非身边，说了三句话：你知道范进中举，自古无考场外举人；你父母不在，我要对你负责；你发烧没关系，我找了医生，就在我家等着。

　　在格非的印象中，教导主任满脸凶气，从来没见他对谁笑过，关键时候却帮助格非走进考场，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就连取笔名，他也将选择权交给命运。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

　　“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助你。”格非说，这也是他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的原因。

　　写小说更是如此，比如《追忆乌攸先生》的产生也很奇怪。中文系的格非参加到语言学的队伍中，跟同学一起去浙江调查方言。一个补网的老头所聊的村庄历史，被格非记录下来，没想到成为小说写作的原始资料。

　　小说是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完成的。一个女生问格非：“听说你会写小说？”格非说：“是啊！”“那你写一篇给我看看？”格非随口便说，行啊。浑身上下摸了摸，发现口袋里装着工作日志。就在这个绿皮的小本上，格非写得放松自然，毫无顾忌。后来女同学睡着了，醒来也没再问格非的小说。腼腆的格非不好意思主动拿给女同学看，一放就是几个月。直到《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主动问起格非有什么作品，格非把那篇写在日志本上的小说交给了他，很快便发表了。

　　这篇小说使格非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传统—先锋—传统

　　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最让人迷恋的是当年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解体。

　　在三亚的一次笔会上，聚集了余华、王朔等等诸多著名作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还有没有出路？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先锋派领军人物马原以《小说百窘》表达自己对写作这个行当的危机感，甚至拍起了作家纪录片，打算以此敲响 “小说这台节目的最后锣鼓”。

　　“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借小说的主人公如此表达对时代的困惑。这种焦虑，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无可否认，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

　　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由“江南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被评价为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成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 三部曲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年代，作品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直到当下，写作也经历了十几年的过程，跟我们靠得越来越近。选择用什么样的笔调书写，格非是有所考虑的。像伯格曼的艺术信条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小说简单而深入人心，能够更加自然，更加接近日常生活。

　　他的尝试得到认同。2014年，格非的《隐身衣》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5年，“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隐身衣》呈现出某些“先锋”的特质，采取了迷幻、神秘，以及哥特式的叙述方式；而“三部曲”却是对传统的回应。其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也是在《春尽江南》中，格非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忽而先锋，忽而传统，格非的手法是隐喻性的。他又变回去了吗？

　　作家一生都在写一部作品

　　梳理格非的作品，会发现他时断时续却相对稳定的文学传统。从十几年之前的《敌人》，到最新出版的《望春风》，都在讲述他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他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退却，似乎在今天就能看见遥远的未来。

　　现在，格非眼看着自己生活过的村庄被拆掉后变成了荒原。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村庄消失了，那些曾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物消失了，几千年来是建立在乡村伦理的基础上的中国乡村社会，突然间只剩下了废墟。

　　站在废墟上，格非感到心里无比难过。“一边看废墟在倒塌，一边匆匆在废墟中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幸存者。”或许本雅明解读卡夫卡的一段话，最能概括他写作时的心情。

　　他自然不会追溯一个村庄的历史，写一个地方志式的乡村生活画卷。他要写的故事是自己亲历的：“和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有形有貌，多年后他们说的话还能穿透时间，回到我的耳边。他们的过往和今天的状态构成极大的反讽和巨大的变异。”格非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正在衰歇的声音，这声音包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信息获取的多少，与读者的文学素养与认知世界的程度有关，他只负责提供小说家的智慧和价值。

　　《望春风》是格非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描写乡村生活。乡村已边缘到连根端掉。无数次的书写，格非无数次考虑希望和绝望，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但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

　　格非有一个观点：文学可能要重新重视19世纪中期，就是托尔斯泰、福楼拜的世界。他在写作中试图与前辈作家有某种回应甚或对话，他的“前辈”包括艾略特、福克纳、乔伊斯，更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章回小说，有一个基本的悬念安排的程式。一是草蛇灰线，千里设伏；另外一点，格非称之为“忙中设伏”或“乱中设伏”。他认为后一种方法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叙事精髓，因为它们特别擅长“忙中下针脚”。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得《望春风》呈现一派波诡云谲、花团锦簇的景象。

　　在刚刚结束的2016江苏书展上，格非与曹文轩、刘东一道被选为“2016江苏致敬作家”。

　　采访手记

　　尽管对格非和他的作品已经比较熟悉，但是真正面对面采访时，还是略微有一些紧张。

　　这种适度的紧张，促使我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我猜测这种感觉格非也有。因为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他如释重负。

　　为什么喜欢格非的小说？毋庸讳言他的小说故事性很强，每一个章节都不动声色地留有悬念；他的语言充满诗意且凝炼干净，寥寥数笔勾勒出富有画面感的大小场景；故事背后又充满着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你尽可以从中解读无数种可能性的答案，它或者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提供了多种思考：我们的时代怎么了？这些故事给我们的精神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格非的讲话和他的故事一样，出其不意的一个“突然”，让你不由地凝神听下去；他还喜欢用一个词：迷人。他形容某个作家时会说“很迷人”；他说写作的状态“很迷人”，后来我发现这个词形容他本人最合适不过。

　　是的，采访格非，以及阅读他的作品，这个过程“很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