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鼓山

　　小编的话 今重温钱君匋老师的《长征印谱》，格外感慨。这是钱老师成为大印家的一部标志性巨著。

　　（图一）

　　打鼓山

　　陈茗屋

　　一九六零年前后，钱君匋老师创作了《长征印谱》，把红军经过的一百个地名镌刻上石。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重读钱老师的这部印谱，涌起无限的感慨。

　　钱老师在旧社会，主要的身份是出版商，极左时代被划为“剥削阶级一分子”。从老师，我在少年时代是学写字；从《长征印谱》始，我从他学篆刻。在我的记忆中，他和我父母一样，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尤其是钱老师，一有机会便讴歌共产党和工农大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请他赐刻了一个“如愿”。一定是他十分满意的作品，竟然刻了五面边款。说我学刻已入门径，他日不难成名成家。谆谆教导我“尤要者，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政治为艺术灵魂，如不偏废，他日定能如愿也”。我又请他赐刻一个大闲章“立异标新二月花”，边款上刻了“立社会主义之异，标共产主义之新，如二月百花齐放”。

　　那时，钱老师几次说起同科室的同事王科一。我读过他翻译的《傲慢与偏见》。老师极为赞赏那位王先生年轻有为。怜其白而专，不合时宜，在为其所刻姓名印的边侧，勒上“政治力追印面赤，业高不废事工农”规劝之。

　　所以“文革”中，造反派斥钱老师是老反革命，实在是大冤枉了他。

　　在创作《长征印谱》前，先是做资本家，后来又做总编、副总编，忙忙碌碌。偶尔奏刀，业余爱好而已。相比前辈大印家赵叔公、王福公，甚至陈巨来丈、邓散木先生等人，钱老师还只是票友。

　　一九五七年后，他为挂名的编审，空闲时间多了，上班时可读读字帖印谱，心临一番。钻入书法篆刻的世界里，乐不可支。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长征印谱》其实是他篆刻的分水岭。从普通的爱好者一跃成为一流印家。那时，他五十几岁，精力弥漫。而且钱老师天才过人，书法篆刻的门门道道，一学就会，一会便精。远迈常人。

　　举《长征印谱》中的“打鼓山”（图一）为例。那是初钤本中的模样。把字典中查来的金文，即钟鼎文，机械安置在方块中。“打”的左右分离得太松，“鼓”字又局促不安。篆法、章法、刀法俱乏善可陈。

　　（图二）

　　但是钱老师很快便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二年后，随着对金文的深入研究，改刻成了图二的面目。篆书风流跌宕，纯商周青铜器款识意；章法上穿插挹让，君子风度，颇有密不容针疏可走马之趣；刀法上痛快淋漓，大得青铜器文字的椎凿味。好极。

　　此印四面边款，用汉简体追青铜器款识，高古奇拙，极为抢眼。许多评家，说老师的边款远超印面，见仁见智，也许也有道理。老师的边款，面目很多，篆隶正草无一不擅。尤其是汉简体，直来直去，朴素而富金石气息。

　　钱老师在篆刻上是认真的。从第一种原钤本到二年后的第三种原钤本，竟然重刻了一半以上的印面或边款。根据第三种原钤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线装本的《长征印谱》，时在一九六二年。其后，钱老师又不断修改，于十七年后，出版了第二版平装的《长征印谱》，是为定稿。

　　《长征印谱》的耑页，钱老师经叶恭绰先生之助，请康生题写。叶老还把康生的原信附来。康生说，钱君《长征印谱》，写刻俱佳，不胜钦佩，嘱题封面，草草交卷云。康生所题，经制版后，三种原钤本均采用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初版线装本《长征印谱》，采作封面签条，非常醒目。说句实话，倒也并不恶俗。第二版时，已是一九七九年，改为沈尹默先生的法书了。

　　原先，叶恭绰、潘伯鹰二先生都撰写了长序。叶序开头写了“解放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是长文，不好意思请老人重抄。只请他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钱老师把照片剪贴重排，印刷后，订入原钤本中。潘序写在竖式稿纸上，每行很长，也是照相后剪贴重排。所以都和原稿在款式上不相一致。叶序虽用毛笔，却写在新闻纸上，钱老师不喜欢，所以差我去印刷厂照相制版后便送给了我。

　　也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早先，太老师丰子恺先生也题五言诗相贺——长征神圣地，印谱永流传。此是燕然石，纪功亿万年。制版后纳入第一种原钤本，不知什么原因，二、三种的原钤本却弃而不用。不过，人民美术出版社二次正式出版的，都采用了丰老的题诗，叶、潘的长序却不见了。

　　为了答谢康生，钱老师篆刻了“康生”、“三洗堂”（康之书斋）、“曹轶欧”（康妻），打算请郭沫若转呈。也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送出。

　　岁月匆匆，《长征印谱》已经成为历史。印刷本也成了稀罕物。幸亏原石仍在人间。真希望有有心人发起制作第四种原钤本，因为这是最后的定稿，也是钱君匋老师成为大印家的一部标志性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