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区来

　　小编的话 生活在军工路，当年已是市区最边缘了。我们并未觉得有什么缺失。我的多数二院小朋友，父母都来自全国各地，很少去市中心，难得出去便说：“到上海去！”

　　我从东区来

　　许云倩

　　梦醒时分，我感觉自己的眼角是湿润的，不敢抬头离枕，怕丢失了那个梦。梦中，我家那个小园子的戗篱笆被暴雨冲散了，满地的花草、攀藤的瓜果一片狼藉。心痛的感觉，明知是梦，还是延续了长时间。在梦昭示给我的潜意识中，儿时的大院，是我出发的起点，给我烙下一生难以涂改的文身。

　　一个朋友看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后，告诉我一件往事。当年，她初次踏入男朋友的家，男友母亲问了她一句：“你家住大杨浦还是小杨浦？”她顿时窘迫到脸红，怯怯地反问：“什么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一问一答间包含了多少攻守进退和上海的区域文化差异。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不知什么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但这家女主人提问的方式和语气，显然已经是在表露她对女孩子家庭出身的不满，一种上只角居民对下只角居民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女孩子即使没被她吓退，至少在气势上已经成为她的手下败将了。后来她们也确实没有婆媳的缘分，但这个问题一直是女孩心底的一小片阴影，直到她有一天真正强大了，才当作笑谈与我分享。

　　生活在军工路，当年已是市区最边缘了。我们并未觉得有什么缺失。我的多数二院小朋友，父母都来自全国各地，很少去市中心，难得出去便说：“到上海去！”而我们家，因为每月要去探望四位老人，所以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文化并不陌生。中午在外婆或奶奶家吃好午饭，父亲通常就坐不住了，要去同学或朋友家串门，通常又喜欢带着我。于是，我跟着父亲去静安新邨他的同学家。有时又去父亲另一位同学的父母家，长江公寓——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当时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还住在那里，而张爱玲也曾住过301室。上海人家的规矩，有孩子来作客，不能干坐着的，有时是一块放在碟子里的简砖（简易包装的冰淇淋），有时是一碗馄饨。长江公寓的柳家阿婆一般拿只钢宗镬子到黄河路上买生煎给我吃，我坐在她家窗边，能看到她在马路对过楼下排队的身影。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安静地听大人说话。说的都是些有别于我们家属大院平时的话题，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有一家人家，大概是父亲的朋友，男主人喜欢玩电影胶片和放映机。我在他家看过小电影，是个新闻纪录片，庄则栋率团访问哪个国家。外婆家在三角地菜场附近，有时会听说些弄堂里的家长里短，但因人小，一点也没兴趣。倒是暑假常住奶奶家，奶奶家在杨浦区比较热闹的地方，邻里间故事多些，有一次不知为何，隔壁弄堂的一个姑娘跳井了；没事时，邻居家的婆婆数落媳妇的种种不是，让我多少感受到了上海的市民文化。但总还是一个旁观者，隔着一层间离的薄纱。

　　屈指数来，我搬离沪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住在那里的时间，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年少时早已铸成。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事在办公室给几个年轻人介绍对象。女孩是我父亲单位的助教，男孩有好几个，有的是单身的，有的是一起来玩的，尽量不想搞成一个俗气的相亲，只当作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后来女孩说她比较中意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他们也有过一次约会，随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听男方说，因为女孩有出国打算，而他没有，就此别过。我和父亲谈起此事时，说起其中另一个复旦子弟倒是全家除他之外都出国了，他肯定迟早也要出国的。父亲有次告诉了助教，助教责怪道，你们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诧异，她也太直白了，找寻另一半不是该看两人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共同语言吗？怎么以能否出国作为唯一的前提呢？虽然当时出国似乎是一件让人非常骄傲的事情。

　　中年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中心城区的市俗标准、市井文化多了几份理解，我的那个杨浦的朋友，背负了多年大杨浦小杨浦之阴影，今天，对我说，终于跟自己和解了！那么我想说，我和上海主流的西区文化也和解了，但那层薄纱依然还在。喝杨树浦自来水厂的水长大的人，身上终是带着东区的泥土气和青草味。

　　（本文为许云倩散文集《东区故事》后记）